“馬老頭現在在哪裏？”
老教授問道，他緊緊拽著二狗的手臂，用勁很大，二狗能感受出他情緒的激動。
“教授，您先別激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二狗很茫然，計劃？這究竟是什麼個計劃。
教授說著就情緒穩定下來了。
“其實對於這個事件，我也並不是太理解，而且其真實性也並不清楚，我唯一能知道的是馬老三在尋找，或者說是製造一種物質，究竟是什麼，似乎是對應於一種生化武器的對應藥劑，國際上在醫療界對這件事情也保持著否認的狀態，沒有人知道其真實性。”
老教授聲音放小，也是有些不確定的說道。
二狗感覺就是在聽一件科幻大片一般的感覺，生化武器的對應藥劑，這不是電影中的劇情麼，怎麼跑到現實中來了。
說道這生化武器，老教授似乎也有過不少的理解，也和二狗解說了起來。
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造福人類，但一旦被戰爭狂人利用，也會毀滅人類。國際社會必須對生化武器進行限製。
研製和使用的生物戰劑主要是細菌，20世紀初稱為“細菌武器”。開始時的戰劑僅限於少數幾種細菌，如炭疽杆菌、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生產規模很小，施放方法主要是由特工人員潛入敵方，用裝在小瓶中的細菌培養物秘密汙染水源、食物或飼料。
從30年代開始，研製生物武器的國家增多，主要有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生物戰劑種類增多，生產規模擴大，施放方式改為用飛機施放帶菌媒介物，包括帶菌的跳蚤、虱子、老鼠、羽毛甚至食品，攻擊範圍擴大。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就是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建立的生物武器研製機構之一，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殺害了大量中國軍民。德國主要研究鼠疫杆菌、霍亂弧菌、落基山斑疹傷寒立克次體和黃熱病毒等戰劑和細菌懸氣機噴灑裝置。美國於1941年成立生物戰委員會，進行空氣生物學實驗研究。英國於1940年建立生物武器研究室，曾在格瑞納德島上用小型航彈和炮彈施放炭疽胞菌。加拿大也研究過肉毒毒素的大規模生產方法，並用飛機進行過噴灑試驗，以測試其致病作用。
70年代末生物武器進一步發展，出現病毒武器、毒素武器等。生物戰劑種類增多，包括細菌、病毒、衣原體、立克次體、真菌和毒素。劑型除液體外，還有凍幹的粉劑。施放方式以產生氣溶膠為主。除用飛機拋灑、投彈以外，還可用火箭、導彈發射生物彈頭。殺傷範圍擴大到數百至數千平方千米。美國的生物武器研製水平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
係統研製生物武器是微生物學和武器製造技術有了一定發展之後才開始的。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利用微生物學方法可以大量製取生物戰劑，使用方式也由簡單的人工撒布逐步發展為利用遠距離投射工具進行規模撒布。隨著基因工程其他生物技術的迅猛發展，利用遺傳工程、脫氧核糖核酸（DNA）重組或其他分子生物學技術調控、構建和改造微生物及毒素，研究和發展新的生物武器，其中備受注目的是基因武器。
在人類戰爭史上，利用生化武器作為攻擊手段的記載很多。著名的例子是韃靼人進攻克裏米亞戰爭中利用鼠疫攻進法卡城。原來韃靼士兵中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他們把死者的屍體拋進法卡城裏，結果鼠疫在守城者中蔓延，終於放棄了法卡城。18世紀英國侵略軍在加拿大用贈送天花患者的被子和手帕的辦法在印地安人部落中散布天花，使印地安人不戰而敗，也是殖民統治者可恥的記錄。
銷毀的武器
1915年，德軍在比利時的伊普爾戰役中首次大規模使用毒氣。當時戰場出現了有利於德軍的風向，德軍打開了早已在前沿陣地屯集的裝滿氯氣的鋼瓶，一人多高的黃綠色煙雲被每秒2－3米的微風吹向英法聯軍陣地。麵對撲麵而來的刺鼻的怪味，英法守軍一陣大亂，陣線迅速崩潰，跟在煙雲後麵的德軍未遭任何抵抗，一舉突破英法聯軍防線。這次攻擊，英法守軍共中毒15000人，德軍亦有數千人中毒。毒氣攻擊的顯赫戰果引起了交戰各國的極大重視。從此，一些國家競相研製化學武器，並開始了化學武器與防化器材之間的角逐。1939年，德國首先研製出新毒劑沙林，1944年又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梭曼毒劑。1953年，英國研製出維埃克斯毒劑。沙林、梭曼、維埃克斯統稱神經性毒劑，這類毒劑毒性高、穩定性強，是目前為止各國化學武器的主要戰劑。在軍用毒劑發展的同時，使用毒劑的方法也得到極大的發展。不僅有毒劑炮彈、炸彈和用於飛機布毒的布撒器，還有用於近戰的毒煙罐和毒劑手榴彈。二戰中，蘇聯研製出可發射氫氰酸毒劑“卡秋莎”火箭炮，美國研製出M－34型沙林集束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中國軍民使用化學武器2000餘次，染毒地區遍及19個省區。在朝鮮戰爭中，雙方均未使用化學武器，但由於政治需要而互相指責。在戰爭中使用有毒的化學物質，曆來遭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對。然而，化學武器的發展曆史證明，國際公約並沒有能夠限製這種武器的發展，更沒有能限製它在戰爭中的使用。化學武器成了一種禁而不止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