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閑話”
有一位報紙記者來找我要文章，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竟然把我說動了，在他們的《燈下閑談》欄寫點閑文，說點閑話。我在成都住了大半輩子，成都的舊聞軼事，倒還是大有可寫的。
應承下來後，忽然一想，不妥。我可不敢去他們的“燈下”去說“閑話”了。要知道“燈下”總是和“黑暗”搭界的，而“黑暗”總是和“明朗”不相容的。至於“閑話”，人家問：“給你吃飽了，還說什麼閑話？”我將何辭以對？而且“閑話”總是文壇上的談虎色變之辭。因“閑話”受累的文人，所見多矣，以至專管別人的“閑話”的閑人，也弄得自己不閑起來的人也不少。“文革”之中不用說，解放後也有的是，就是解放以前，也屢有因說“閑話”而脫不到手的。
比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灘，因一篇《閑話皇帝》的雜文，惹惱了東京的東洋天皇。嚇壞了南京的中國地皇，結果是發表這篇雜文的《新生》雜誌的主編杜重遠為此而鋃鐺入獄，吃了冤枉官司。南京政府並嚴令查禁一切對於東洋“友邦”表示不敬的言論，南京政府向東京政府謝了罪，這樣才免了一場大禍。又如有一個叫易君左的文官，在上海灘出了一本叫《閑話揚州》的閑書，得罪了揚州人，可不得了，打了幾年官司，揚州人揚言非暗殺他不可，後來終於由南京政府一位揚州籍大官員出麵調解，以“易君左矣”為結論(“左矣”就是錯了的意思。可不是今天的左派之義)，他賠禮道歉後逃回湖南避禍，才算了結。又如在那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裏，因為“閑話”、“夜話”、“漫話”而吃盡苦頭的豈止一人？比如北京有個鄧拓(原是《人民日報》總編，因為被欽定為是“死人辦報”，貶到北京市委做個書記)，寫過一本《燕山夜話》，還聽說和愛說閑話的吳晗(曾當過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曆史學教授)和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在北京報刊上辟了專欄，大寫起“三家村”的“夜話”和“閑話”來。結果弄得欽賜三頂反革命帽子來戴上，說他們組織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家村”，結果史無前例的那場大革文化的命的政治運動一來，就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也被造反派奉命把針插入，把水潑進去了。於是一個在自己家裏“壽終歪寢”，一個“死無葬身”之地，一個九死一生，弄出一條半死不活的命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各地都查出了“三家村”。在四川也被組織了一個“三家村”，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著名作家沙汀名列其中，竟然把我這個文學後進也被封為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櫃”，不勝荼幸之至。又比如我的朋友張黎群，在《重慶晚報》寫了一批《巴山夜話》，也弄成反革命，關了七八年，幸好活到“文革”結束落實了政策，才平安無事。他好像比我更有自知之明，再也不見寫有點楞角的《夜話》了。我卻總是沒有自知之明，偏要惹是生非，去寫些不三不四的雜文，名之曰“危言”，結果惹火燒身，那下場是筆杆圈子裏的人所共知的，就不在話下了。我現在哪裏還敢去人家的燈下說什麼討人嫌的“閑話”，自蹈覆轍？
但是記者再三催索，文學界的朋友們也認為，有我這樣的經曆的作家已經不多了，不說是風燭殘年嘛，總是年事已高了吧，不把應該寫的作品寫出來，讓它埋進土裏去，總是憾事。至於說到餘悸，大家都有，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底已經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了，過去的那些手段再要使出來，不那麼容易了。而且作協的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已經開門辦事，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大可不必擔心。這時有許多報刊又來信催稿，於是我又重操筆杆，寫了起來。與其說是文學界的朋友們說服了我，還不如說是我自己的手癢，心裏總不甘心。屈原說：“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我已經到了這樣的年紀，沒有什麼可怕的了。管它呢，寫吧。
大概是叨了老革命資格的光，我住進了城裏這座雖不能說豪華也夠得上高級的公寓樓上。我的居室向西開窗，雖然每天早上六點鍾，聽到從市中心郵政大樓報時鍾發出的《東方紅》樂曲，卻享受不到看“太陽升”的勝景。相反地倒勾起我想起那史無前例的十年間，照例每天早上六點鍾，也是聽到從這個鍾發出的同樣的音樂，這使我馬上墮入當年每天這時在“牛棚”裏早請示晚彙報的夢魘裏去。然而在晴天的傍晚，從這西向的高樓上，卻可以看到太陽從西天的彩霞中莊嚴地落下去那種“夕陽無限好”的瑰麗景象。我以超九十的壽年，臨窗凝睇，真有晚景堪娛之感。特別是我住的地方，雖然在市中心，卻遠離囂煩，頗有淡泊寧靜的意境。在這樣的高樓上關起門來，讀書寫字，興趣來時，寫點無關宏旨的閑文，不是像我這樣的老朽在晚境中的一大樂事嗎？
對，就是這個主意。老伴和兒孫輩也會為我“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可望壽終正寢，而放下心來的。正是：
“危言”停筆寫閑文，不用憂心似火焚。
正是夕陽無限好，何悵光景近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