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第三次浪潮》之所以在中國大陸暢銷，更多地是由特殊的時代背景決定的。當時的國人，雖然經過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實踐層麵已經有了較大變化，但在理論層麵，舊的教條尚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而《第三次浪潮》的爭論，推動了當時社會科學的重建。筆者認為，在這種條件下，《第三次浪潮》的啟蒙意義要遠遠大於其理論意義，思想意義要遠遠大於學術意義。當然，這並非說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沒有學術理論價值，隻不過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該書在中國得到了不同的解讀。比如，在中國理論界，當時正是把托夫勒思想納入“唯物史觀”，才使其能夠風行一時；而托夫勒的流行，又為批判僵化的“唯物史觀”打進了一個楔子。
《第三次浪潮》在其他國家的遭遇也頗耐人尋味。在蘇聯和東歐國家，該書或以節譯本形式出版，或幹脆被禁。在美、歐、日，卻有不少人認為該書具有濃厚的左派傾向。不論人們對該書的評價如何，其對世界的衝擊力可見一斑。
《第三次浪潮》出版後，托夫勒的聲譽達到了頂點，各國領導人紛紛向他發出邀請，托夫勒自此以座上賓的身份出入於白宮、克裏姆林宮，乃至北京中南海。假如是一位純學者，這種走紅很有可能妨礙其學術研究，對於托夫勒來說則不同，他本來就不是書齋型的學者，所以反倒如魚得水。他以其影響力積極參與社會變革活動，在促進社會進步方麵身體力行。1985年，戈爾巴喬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就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開始改革。而這一改革的背後，托夫勒的思想隱約可見。《第三次浪潮》一書，也曾對戈爾巴喬夫產生過一定影響。1986年，在戈爾巴喬夫的同意下，托夫勒同著名劇作家阿瑟 · 米勒（Arthur Miller，著名影星瑪麗蓮 · 夢露的最後一任丈夫，以《推銷員之死》等劇作聞名世界）等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蘇聯國內第一個非政府、非共產主義的政黨組織，試圖促進蘇聯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
“未來三部曲”之三：《權力的轉移》
雖然參與眾多社會事務，但是托夫勒的思考並沒有止步。他根據新的素材和時代條件，不斷矯正以往的觀點，形成新的思想。1990年，托夫勒出版了“未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Powershift：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再次掀起一股托夫勒浪潮。托夫勒認為，自古以來，權力的來源不外三個：暴力、財富以及知識。權力從來不是基於一個來源，但不同的社會中，權力的主要基礎卻不同。暴力、財力和智力，對應著三次浪潮。社會的變化意味著權力基礎和結構的變化，權力的轉移不僅僅是位移（transfer），而且是轉變（transform）。三個權力來源在不同的社會中，會形成不同的結構與平衡狀態。基於對權力的這種認識，托夫勒對信息社會中的企業、政治以及國際關係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麵向未來的改革建議。
縱觀托夫勒的“未來三部曲”，《未來的衝擊》主要為人們描述了社會的巨大變化，“檢視了變革的過程——探討變革如何影響人與組織”；《第三次浪潮》則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予以曆史性定位，“分析變革的方向和今日的變革將把我們引向何方”；《權力的轉移》則立足於三次浪潮的分析框架，剖析不同社會中權力的主要基礎，“思考應如何控製即將到來的變革，誰將製造變革，如何製造變革”。至此，托夫勒的思想構建基本完成，他自己稱，他要探討的是相當於一個人一生的時間中所發生的變遷和將要發生的變遷，其時間段是1955年到2025年。對於他個人而言，隨著《權力的轉移》完成，“這場1/4個世紀的探尋，終於可以就此畫上休止符。”
未來學家的典範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形勢出現了重大變化。世人以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和平的降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世界麵臨的矛盾和衝突，隨著冷戰的結束更加複雜。原來兩極格局下被壓製的民族矛盾和領土糾紛開始顯性化，此起彼伏。從“沙漠風暴”到科索沃戰爭，再到“911”世貿大樓遇襲和世界性的反恐，國際政治需要新的理論解釋。針對冷戰後世界的混亂局麵，托夫勒根據他的一貫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所有的民族矛盾、領土糾紛甚至戰爭行為，都是社會轉型的產物，都從屬於不同浪潮下社會之間的“超級鬥爭”。1993和1994年，托夫勒先後出版了研究戰爭和政治行為的《戰爭與反戰》（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兩部著作，前者以“沙漠風暴”為分析對象，對信息社會條件下戰爭以及和平的手段進行了集中探討，後者則對千年之交的政治問題進行思考，被美國眾議院前議長紐特 · 金裏奇（Newt Gingrich）稱為“21世紀公民指南”。然而，嚴格來說，這兩部著作的思想已經不是原創，分析架構一如既往，許多內容甚至章節直接節選自“未來三部曲”，是托夫勒對自己的思想向國際政治和軍事領域的擴展。
托夫勒多才多藝，80年代出名後，記者曾經采訪他，他回答說：三十年前，他是焊工、鑄工、印刷工人、鐵匠學徒，再追溯下去，就會發現他是大學生、有抱負的詩人、小說家、政治上的激進派、浪漫主義者，在作為作家、社會批評家、未來學家的同時，他還是一個幸福的丈夫，自豪的父親，一個男子漢，一個業餘飛行員，還是兒子、兄弟、電影觀眾、納稅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美國人。我們所有人，都跟著時代在變化，在變化的時代中，每個人的角色也在轉變。
90年代，托夫勒幾乎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這種消失很大程度上出於不得已。1986年，托夫勒夫婦的獨生女兒卡倫（Karen Toffler）患上了不治之症格林巴利綜合症（Guillain Barre Syndrome），從此，夫婦兩人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照顧病重的女兒，淡出了公共視野。然而，天不遂人願，2000年7月9日，46歲的卡倫去世。此時，托夫勒已是古稀之年。在親情和事業的兩難選擇中，托夫勒也令人欽佩。
女兒去世之後，托夫勒老兩口迅速重拾未來學，而且對中國予以了特別的關注。他接受台灣企業家溫世仁先生的采訪，並應邀訪問中國大陸，參加中央電視台的《對話》節目，同廣大中國觀眾分享自己的觀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飛速發展，給托夫勒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當問到中國的未來會如何變化時，托夫勒卻異常謙虛，表示對中國的情況並不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未來不會遵循直線式的發展軌跡，必然會遭遇高峰和低穀。2003年，托夫勒再次訪問印度，並同印度總統阿卜杜拉 · 卡拉姆（Abdul Kalam）會談，表達了他對印度未來的看法。
21世紀之初的世界格局，部分驗證了托夫勒的預見，當然也有一些並沒有應驗。針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退潮、各國日益強調經濟發展這一趨勢，2006年，托夫勒和妻子推出新作《財富的革命》（Revolutionary Wealth）。他們認為，隨著人們的時間觀念、空間觀念和知識觀念的轉變，創造財富的深層原理也在隨之而變。信息社會的出現，一方麵導致了嚴重的混亂和迷茫，另一方麵也孕育著未來的新秩序。各國隻有深刻理解財富的時間、空間和知識三大深層原理，才能夠避免在墮落中崩潰，越過混亂的泥淖重新組織起來。資本主義的未來有賴於此，貧困問題的解決有賴於此，各國的持續發展也有賴於此。
2006年，為表彰托夫勒在未來研究等方麵的貢獻，美國布朗大學授予他獨立獎（Brown University's Independent Award），此前獲得這一獎項的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等。2008年，托夫勒夫婦訪問韓國，受到當地“搖滾明星”般的狂熱追捧。溫世仁先生曾說：“托夫勒夫婦的最大成就是將未來學變成顯學，並建立起了有效的研究架構，讓人類可以預測和規劃未來。”美國《時代》（Time）雜誌則認為托夫勒“為日後的未來學家立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