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研究的深入，托夫勒的名氣日益提升。1960年，在擔任《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勞工專欄作家期間，他應IBM公司邀請，撰寫文章《計算機對社會和組織的長期影響》（The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Impact of Computers）。該文提交之後，托夫勒開始被人戲稱為“自動化先生”。正是在這段時間，IBM公司決定投入50億美元研發360型計算機（與之相比，曼哈頓計劃的經費僅20億美元），1963年，IBM公司一舉壟斷了世界計算機市場，市值也超越了通用汽車公司。在這一重大決策中，托夫勒的文章發揮了一定作用。
“未來三部曲”之一：《未來的衝擊》
20世紀60年代，各種新發明的社會影響開始顯現，美國經濟愈加富足，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慘痛經曆逐漸被人們淡忘。另外，誕生於“嬰兒潮”時期的孩子開始步入叛逆的青年階段，廣大黑人不再甘於被隔離的社會地位，婦女則試圖擺脫在家庭中的依附處境，至此，學生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為各種社會運動推波助瀾，傳統美國清教徒式的生活習慣、社會風俗、思想觀念紛紛被拋棄。經過短短的十年時間，美國社會大為改觀。60年代，托夫勒步入而立之年，少了青春的衝動和激進，多了理性的成熟和深刻。他開始思考社會迅速變化的根源，並試圖找出社會的發展方向，為茫然的人們指出一條道路。
1965年，托夫勒在《地平線》（Horizon）雜誌發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未來》（The Future as a Way of Life），首次提出“未來的衝擊”這一概念，並著手寫作《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同年，托夫勒到紐約的新學院（原名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現名New School University）任教，在這所位於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人文社會研究學校中，托夫勒舊地重遊，講授“未來社會學課程”。兩年之後，他接受塞奇基金會（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資助，擔任該基金會的訪問學者。不久，他又受邀擔任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1970年，經過五年時間的寫作，托夫勒出版了“未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未來的衝擊》。
在《未來的衝擊》中，托夫勒指出當時所處的社會具有三大特征：短暫性、新奇性和多樣性。大致而言，隨著一次性商品、組合型商品的流行，人們不再期望物品的耐用，而是“一用即棄”。由於工作變動，人們不再像農民一樣“生於斯，老於斯”，而是隨工作不斷搬遷，成為“新的遊牧民族”。居住地點的變遷，後果之一就是原有的社會關係被切斷，人們不斷結交新朋友，遺忘老朋友。由於科學不斷進步，各種各樣的新物品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衝擊著人們習以為常的經濟形式和傳統觀念，製造業日益衰落，服務經濟和體驗經濟興起，傳統的核心家庭不斷解體，新的家庭形式開始出現。市場上各種商品琳琅滿目，人們的選擇範圍越來越大，生活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各種各樣的亞文化群體蓬勃發展。社會的巨大變化，超出了人們的適應限度，種種變化的彙集，構成了“未來的衝擊”。
該書對60年代美國社會的描述，說出了大部分民眾的心聲。一位讀者在給托夫勒的信中寫道：“在讀《未來的衝擊》的時候，我感到你好像一直在我的身後跟蹤著我最近這幾年來的生活。”甚至有讀者半夜兩點半給托夫勒打電話，告訴托夫勒，他們讀完這本書，夜不能寐，希望同托夫勒討論其中的某些觀點。據統計，該書已被譯為五十餘種文字，在全球銷售700多萬冊。從此，托夫勒由一位普通的記者，變成了影響全球的未來學家。據托夫勒自己說：“《未來的衝擊》所引起的反應使我在國際上出了名，從而打開了許多門戶，使我有機會會見許多國家的人——國家元首、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等聞名全球的人物。”
1968年，托夫勒曾接受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副總裁沃爾特 · 斯特拉利邀請，同意“花幾年時間來研究整個貝爾係統的問題”。但由於忙於寫作《未來的衝擊》，調查隻能斷斷續續地進行，直到1972年底，托夫勒才完成長達六冊的調查報告《社會動蕩與貝爾係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思想。托夫勒認為，管理和組織受製於外部和內部的環境，當兩者互相匹配時，管理往往有成效，當兩者不相匹配時，管理人員的困難會增加，嚴重時組織可能崩潰，企業可能破產。據此，托夫勒建議AT&T公司解體重組。然而，這涉及到一個知名公司的前景，所以，托夫勒的報告被AT&T視為高度機密，僅僅在內部傳閱。直到1984年AT&T解體重組，這份報告才重見天日，成為1985年托夫勒出版《適應性公司》（The Adaptive Corporation）的藍本。
“未來三部曲”之二：《第三次浪潮》
由於《未來的衝擊》獲得巨大成功，托夫勒開始頻繁到各地講學，同各國政要暢談未來。1971年，他受邀訪問印度，同總理英迪拉 · 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會談之後，實地考察了第三次印巴戰爭中印度東部邊境的難民營，“回到美國就發誓要引起新聞界對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的注意”。1976年托夫勒訪問波蘭，並同波蘭領導人探討“向前看民主”問題，此外，他還到過羅馬尼亞、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哥倫比亞等國家。1977年，托夫勒同克萊門特 · 貝佐爾德（Clement Bezold）和詹姆斯 · 戴塔（James Dator）合作創建“替代性未來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Futures），專門研究《未來的衝擊》中涉及到的各種社會問題。
這一時期的廣泛閱曆，使托夫勒親眼看到世界各國發展程度的巨大差異。整個20世紀70年代，托夫勒都在對人類的未來進行思考，他在橫向上放眼世界，在縱向上遍覽古今，對各種社會問題究根問底。十年思考的結晶，集中體現在1980年出版的“未來三部曲”第二部《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
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將人類社會的發展曆程，分為8000年前由狩獵到農業轉變的第一次浪潮，工業革命時期由農業向工業轉變的第二次浪潮，以及20世紀下半葉在美國開始的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的第三次浪潮。他認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經濟、組織、政策、價值觀甚至戰爭方式。社會的轉型，必然會帶來所有方麵的變化。如果不能認清時代的發展潮流，用農業社會的大刀長矛去對抗工業社會的機槍大炮，無疑是螳臂當車；試圖用工業社會的政策去解決信息社會的問題，無異於緣木求魚。“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避免滅亡之道，在於順應潮流，在浪潮轉變的過程中搶占先機，占領“製高點”。
《第三次浪潮》以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簡潔劃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曆史觀，迅速躍居美國各種暢銷書排行榜首，並在其他國家廣泛傳播。以中國為例，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引領中國人剛剛走出文革，一代中國人都思考著同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在哪裏？恰恰在這時，《第三次浪潮》橫空出世，給厭倦了階級鬥爭的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解釋。1984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這本書的漢譯本。盡管在當時的形勢下，漢譯本不得不刪減“淨化”，而且譯者在一開始就聲明，“從根本上說，本書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相違背的”，強調翻譯該書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人知道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後麵還附有一篇半官方的評論文章（作者楊沐，時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作為社科院院長馬洪的助手從事政策研究工作），一方麵批評托夫勒的書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以度過二戰以來“曆史最長、波及最廣、影響最深的經濟危機”，“為資本主義描繪玫瑰色前途”，另一方麵也強調，這本書反映了新的科學技術會帶來生產力與社會生活的新變化。用這種“二分法”一方麵給這本書“消毒”，另一方麵又肯定這本書介紹新技術革命的意義。所以，當時允許《第三次浪潮》在中國出版的官方用意，未能超出“借鑒西方新科技”的思路，但事實上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的頭腦風暴，主要表現在社會科學方麵。三次浪潮的說法，對習慣了“五階段說”的中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震驚了當時的國人。有人統計，僅在中國大陸，《第三次浪潮》的銷量就超過1000萬冊。不僅目前國內從事網絡行業的頭麵人物，更重要的是社科領域的大多數名人，幾乎都是從80年代讀著《第三次浪潮》走過來的。而且在該書的傳播中，有“中央領導指定的必讀書”之說。中國人民大學曾專門召開了一次關於《第三次浪潮》的研討會，對《第三次浪潮》的評論也充斥於各種報章雜誌。《第三次浪潮》在中國掀起的首先不是技術革命浪潮而是社科研究浪潮。從此開始，斯大林欽定的社會發展五階段模式被撕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西方各種不符合“五階段說”的社會科學理論源源不斷地傳播開來，“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社會科學”被突破，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恢複和重建由此提上了中國政壇和學界的議事日程。正是托夫勒的這本書，在中國啟動了打破“姓社姓資”區分的第一次裂變，盡管這個裂變的能量在當時幾乎微乎其微，但卻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科學界的連鎖反應。這一效應，恐怕托夫勒本人也沒有想到。80年代中後期國內的西學潮，同托夫勒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