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凝結了不同時代的訴求。從科學管理開始，西方管理學的百年曆史，麵對著不同的時代訴求。在泰羅時期，主要訴求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在二戰前後，主要訴求是組織變革和人性覺醒；在1960年代以後，主要訴求是戰略定位和顧客導向；在1980年代以來，主要訴求是組織學習和員工自治。當然，這種概括可能不夠準確而且多有遺漏，僅僅是針對管理學發展的大方向而言的粗線條。由此，管理學的發展在西方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盡管在階段之間有重合交叉，但脈絡是比較清晰的。中國的情況不同，百年來的近代化過程一直被政治變化所主導，迫使經濟現代化的任務被壓縮在一個短暫的時段，經濟領域的不同管理訴求同時迸發於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段。所以，中國的企業高低不平，原始的小作坊式企業與高新科技企業共生，前泰羅式的“拿摩溫管理”和後現代式的阿米巴管理並存，簡單勞動的體力員工和高新技能的知識員工同在，粗放式經營和精益化管理交錯。所以，管理學在中國的“眾口難調”特別明顯。我們不企望一種管理理論能夠應對所有問題，也不企望一本書能適用於所有企業。但是，我們需要打破西方發展的順序，同時麵對跨時代共存的不同管理難題。如果說，非洲有些國家以胖為美，歐美國家時興減肥，那麼，在中國，補充營養與瘦身節食的要求同時存在，甚至在同一個企業中也交錯存在。對此，管理學的應對更為困難。張新國的書，在某種意義上，是立足於企業的體質鍛煉，把效率、人本、流程、文化盡可能融合起來。這種體質鍛煉對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都有積極作用。
3.架起了不同領域的橋梁。中國乃至世界的管理學，都存在著學術和實踐兩個領域的對接問題。在學術界，比較多地偏向於理論建構，而在實踐界，比較多地偏向於見招拆招。即便是在國外，傾向於現實研究的德魯克也曾經遭到學院派的冷遇。而從實踐中摸索出的理論，又往往會陷入兩難困境：過於理性化的內容，企業經理難以接受（如泰羅與當時企業經理們的不和）；過於經驗化的歸納，又會受到學院派的詬病（如西蒙對法約爾體係的批評）。這種對接障礙，導致管理學家厄威克曾經感歎說，學院的象牙塔與現實的水晶球沒有形成相交。在中國，這種對接問題更大，學界的研究與現實的需要往往脫節。學術和實踐的關係，始終是中國的一大問題。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向來困擾著雙方。
張新國具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一身二任。在實踐界，他具有理論修養和學術底蘊，可以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在理論界，他具有實踐基礎和管理經驗，可以彌補學術研究缺乏經驗感知的不足。所以，他的《新科學管理》能夠很好地對接實踐和理論，對兩個方麵都進行有益的思考，推動學者和經理的合作。
正因為張新國的著作有以上貢獻，所以，我們有理由期望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形成一個開端。在管理學術與管理實踐的關係上，推動學術界與實踐界的通力合作，為管理學的中國研究開創一條新路。在管理學的自身發展上，以“新科學管理”為新的起點，在管理理論的建構與演化的關係上，在流程管理與文化培育的關係上，在組織與人本的融合上，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打通上，把管理學引入一個新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