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伊始，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喧囂聲愈加強烈，但德國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在發達國家中，德國製造業的比重是最高的，在過去十年中，德國是唯一積極促進製造業增長的發達國家，這同其他發達國家所熱衷的“去製造業、去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很大區別（Roland Berger，2013）。[7]
此外，德國在推行產業經濟治理過程中，還非常重視中小企業發展。德國經濟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數量的99.5%，對GDP和就業的貢獻率達70%、對出口附加值的貢獻率達60%、對專利數量的貢獻率達75%。因此，德國中小企業是德國工業發展和工業創新的真正的“隱姓埋名”的冠軍。有鑒於此，德國產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鼓勵中小企業發展，而且這個政策是多維度的。主要政策包括：第一，鼓勵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在德國政府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中小企業占企業代表的三分之二；第二，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德國政府通過複興開發銀行內的“小額貸款”項目，為中小企業申請的商業貸款承擔最高60%的擔保；第三，鼓勵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德國政府通過建立技術與發展中心、科學技術中心、革新與技術創新中心等工業技術擴散機構來支持中小企業創新活動；第四，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建立密切的協作關係，在德國製造業中，每家大企業幾乎都有數量巨大的中小企業供應商，這些中小企業從德國大企業那裏獲得訂單和技術並向大企業提供設備零配件。因此，德國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和卓越的工業創新能力離不開這些中小企業。
（三）勞資關係的治理：追求和諧與效率的政策。穩定的勞資關係不僅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更是德國經濟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礎。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勞資關係中的對抗性因素較少、勞資關係更為“和諧”。1976年，德國通過立法，確立了保障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和決策的製度，即所謂的“共同決策製”（Codetermination）。該法規定：在超過500人的中等規模企業中必須建立工會，工會必須參與企業重要的決策，在大型企業，工人代表必須擁有三分之一董事會席位。在德國企業監事會中，工人代表同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當涉及到工人雇傭條件和培訓的時候。在500—2000人的企業中，工人代表必須占三分之一董事會席位，兩萬人以上的大企業中，監事會中工人代表必須占50%，其中工人代表為10人，包括3名來自工會的代表。
實際上，穩定的勞資關係對德國企業的卓越表現和德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貢獻頗大。由於這種相對穩定與“和諧”的勞資關係，德國企業員工服務於同一家企業的時間比其他多數歐洲國家都要長，企業方麵也願意在員工培訓方麵投入更多的資金。因此，德國企業擁有一支技術素質非常高的隊伍，使企業內部的持續創新能力很強，不僅保證了企業的競爭力，也保證了技術進步的持續性。此外，由於罷工事件較少，企業遭受的損失也較少，職工跳槽事件較少，意味著企業的創新活動能夠長期堅持下去。
二、德國經濟治理的兩個重要特征
通過對德國經濟治理的考察，我們發現這種治理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征。
第一，德國經濟治理有很強的連續性。所謂治理的“連續性”，即重要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不會因為政府的更迭而中斷。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已經存在70年，其中不乏各種思潮的衝擊和應對危機的調整，但德國始終秉承這種理念。在具體政策實施中，連續性非常重要，不論哪個政黨上台，都隻做微調，不會另起爐灶，以免市場誤讀政府政策而引起長期動蕩。譬如，1998年德國總理施羅德製定了《2010年議程》改革計劃，該計劃幾乎涵蓋了社會經濟各個方麵，包括通過降低稅率增加個人和企業收入，刺激消費和投資，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製度，逐年削減失業者的救濟金和加強再就業培訓，推遲甚至暫時凍結退休者養老金的增加等，這些措施對德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是有利的，但卻激起德國選民的抗議。2005年施羅德黯然下台，新上台的默克爾頂住壓力，堅持《2010年議程》的改革思路，繼續把推動就業改革作為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標，她所做的調整僅僅是根據經濟形勢逐步推進改革。經過兩屆政府的努力，德國的改革終於初見成效：失業人口持續下降，從2005年的500萬減少到2008年的300萬。這為德國經濟順利渡過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
第二，德國經濟政策的自我調整和改革能力很強。譬如，德國的勞資關係是法律確定的，特別是1949年的《基本法》和1976年的“共同決策製”的法律。《基本法》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隻調整過一次，但9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形勢瞬息萬變，德國先後七次修訂《基本法》內容。因此，德國政府真正做到了在法律框架內有所作為。在法律修訂的基礎上，德國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福利和勞動力市場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改革，增加了市場的靈活性，減少保護主義傾向。此外，德國的稅收也進行過多次改革，前麵提到的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就是個案例。德國政府還在全球氣候治理的框架下，新引進環境稅、能源稅和排放稅等新稅種。在醫療體係改革方麵，德國政府正在努力把醫療成本從勞動力成本中剔除，減少雇主負擔，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德國經濟治理的成效與前景
由於德國審慎和穩健的經濟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發生的經濟衰退對德國經濟造成的負麵影響相對較小。2009年，德國的財政赤字隻有3.1%，2010年也隻有4.2%，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從70%提高到82.5%，雖超過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的臨界點，但比其他歐洲重要國家情況要好得多。危機期間，歐盟國家平均失業率持續增加，即使在經濟二次複蘇的2013年仍高達10.9%，而德國的失業率卻從2008年的7.8%下降到2013年的5.3%。2013年，德國全職就業人口達到4100萬，而且還為深陷經濟衰退的其他歐洲國家移民工人提供了大量臨時就業崗位。因此，把德國經濟比喻成歐洲經濟衰退的緩衝器，這種說法並不過分。在經濟增長和複蘇方麵，2009年德國經濟下滑5.1%，2010—2011年出現恢複性增長，分別達到4%和3.3%，大大高於歐盟平均值，但2011年下半年再次陷入衰退，持續到2013年下半年開始複蘇，2013年增長0.7%，2014年可望增長1.5%。由此可見，德國國內經濟基本麵較好，這得益於長期實行嚴格的經濟治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