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東盟經濟共同體基礎紮實、成果相對突出，有望如期建成。但也應看到，東盟推進經濟共同體建設麵臨一係列挑戰。其一，與歐盟相比，東盟沒有歐盟委員會、歐盟法院等超國家機構，缺乏對成員國有效的約束手段；其二，東盟經濟一體化程度較低，共同體目標總體處於較低水平，GDP僅占全球4.2%，缺乏經濟體量大的核心經濟體；其三，東盟各國經濟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加劇波動，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東盟內部貿易額占總貿易比重僅有25%；其四，成員國目標利益和政策取向存在差異，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不少協定、計劃僅落於紙麵；其五，東盟資金、技術、產業等主要依靠外部支持，域外大國疲於拉攏東盟來服務自身地區戰略，對東盟實際需求關注不夠。
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進展相對滯後，但東盟國際地區事務參與度顯著提升
東盟成立初期的主要動機是縮小各國分歧，抵禦外來威脅。冷戰結束後，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麵的風險和壓力減弱，非傳統安全領域問題開始顯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南亞各國威權政體開始轉向民主政體，東盟政治安全合作也開始轉變為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價值觀等方麵。2009年東盟發布的《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確定了共同體的路線圖和約150項具體行動，行動計劃至今完成了約78%。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共同價值和行為準則，加強民主法治，推進東盟團結、協調、和平發展，維護地區和平與綜合安全，構建活力、開放、透明的地區架構，增強與世界的聯係。近年來，東盟推動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取得了一定進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築牢東盟合作的機製建設。2007年簽署的《東盟憲章》賦予東盟法人地位，明確了東盟的組織機製和法律框架。在原有領導人會議等基礎上，東盟陸續成立了協調理事會、三個共同體理事會、常駐東盟委員會和政府間人權委員會等機構，就共同體建設加強內部協調。東盟還成立高級工作組，對東盟秘書處和各機構運作進行評估，提升了秘書處的地位和協調能力。
二是著力加強安全領域合作。東盟主張和平解決爭端，注重衝突後重建，簽署了《東盟憲章爭端解決機製議定書》，並於2011年首次啟動該機製調節柬泰邊境衝突。東盟通過《東盟反恐公約》及其行動計劃，開展打擊跨國犯罪、毒品走私、救災管理、維和、聯合軍演、氣候變化等低敏感度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逐步構建軍事互信，防範軍事衝突；通過組織召開東盟海上論壇，探討海上安全等議題，積極強化海上合作。
三是擴大自身國際影響。東盟日益重視對外交往，積極實施大國平衡戰略，努力維護其在區域多邊框架和地區事務中的主導權。東盟以自身建設為中心建立了東亞峰會（EAS）、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與對話夥伴（10+1）、東盟與中日韓（10+3）、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等對話機製，引入世界主要大國成為東盟對話夥伴國，在加強同各方的協調、推進務實合作的同時，維持東盟內權力分布的動態平衡。南海問題是近幾年東盟係列會議的熱點，東盟內部雖有分歧，但仍具備一定凝聚力，特別是在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COC）問題上立場十分相近。南海問題也日益成為東盟加強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抓手。
然而出於各種複雜因素，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在三個共同體建設中成效並不顯著。其原因如下：其一，東盟各成員國政治製度多樣，意識形態各異，發展階段不同，且內部存在領土領海主權爭端，部分成員國間存有曆史或現實矛盾，難以形成軍事聯盟或集體安全同盟。其二，東盟內機製建設難稱完善。東盟缺乏強有力的製度規範，主張不幹涉內政、照顧各方舒適度，難以真正管控好成員國行為，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實施過程中的執行力和監督不足。其三，部分東盟國家由於政局動蕩或經濟轉型壓力增大，內顧傾向上升，對建設共同體的投入和意願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