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安全挑戰的發展趨勢
綜合當今國際思潮、技術革命和非洲經濟安全的發展態勢，非洲安全挑戰未來的基本發展趨勢是：結構性暴力將持續下降，但非結構性暴力仍將繼續蔓延甚至常態化，這將為西方提供更大的操縱空間，並可能使非洲成為西方處理國內矛盾的政策試驗田。
就非洲內部而言，結構性暴力和非結構性暴力仍將延續一降一升的態勢。從非洲內部來看，進入21世紀以來的非洲經濟發展和地區一體化、地區和平安全架構建設等，對結構性暴力起到了很好的遏製作用。而從國際社會的角度看，不管是出於對當地人權的關懷、還是出於對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關切，國際社會現在對結構性暴力的容忍度都在下降，與非洲自身的發展相結合，結構性暴力的空間正被極大地壓縮。盡管馬裏、中非共和國、南蘇丹等地局勢動蕩，但國際社會的努力，不管是法國在馬裏和中非共和國的強力介入、還是國際社會在南蘇丹的調解努力，都印證了上述初步結論。
相對之下，出於一種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錯誤的傳統觀念，即“隻有國家有能力鎮壓人民”，非結構性暴力極可能在一出現便擁有某種道德上的天然優勢，“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現在成了非結構性暴力最大的倚仗。因此，在麵對非結構性暴力挑戰時，國家政府首先可能處於道德脆弱地位，並難以得到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且諸多強力政策手段難以有效和合理運用，進而處於一種相當尷尬的境地。這在非洲國家尤其明顯。一旦有任何團體運用非結構性暴力獲得戰術甚至戰略性成功，其他團體往往會從中汲取“有益啟示”，助長非結構性暴力的蔓延，甚至使非結構性暴力成為一種常態。例如，無論是自他信政府被推翻以來的泰國，還是自“阿拉伯之春”以來的埃及和利比亞，以及今天正陷入極大爭議的烏克蘭，最為常見的事態不是追求和平與安全，而是一味地遊行、示威、造反甚至騷亂。
對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而言，非結構性暴力在非洲的蔓延甚至常態化，可能提供兩大便利。一是使幹涉空間變大，盡管對手段的要求可能也更為嚴格。自西方主導現代化進程以來，幹涉其他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成為確保其國家利益的重要方麵，盡管其手段始終在從野蠻向著“文明”方向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非結構性暴力的增長很大程度上與作為個體的草根階層的道德地位上升有關，這使西方幹涉空間增大的同時，也對手段的要求更加嚴格。例如，盡管利比亞和敘利亞反對派始終呼籲美西方積極幹預，但美西方長期持某種保留態度，其原因不隻是經費或物質成本，也有道德成本考慮。美西方盡管曾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但在2013年其武器庫被搶並發現的確有諸多“基地”極端分子卷入其中之後，美西方不得不更加小心。
非洲非結構性暴力增長對西方而言的另一重好處在於，它可能成為西方應對國內大眾政治覺醒的政策試驗田。大眾政治覺醒及相伴的非結構性暴力有其全球性，西方事實上也麵臨如本土恐怖主義、公眾遊行示威、弱勢群體維權運動等非結構性暴力挑戰。隨著非結構性暴力在非洲的持續上升，西方正派出越來越多的公民社會團體和NGOs深入非洲，參與當地的衝突調解、社區建設、公民自治等，既可掌握甚至主導非洲的非結構性暴力發展，也可通過在非洲應對非結構性暴力而為國內政策提供參考，更重要的是無須擔心政策不當的後果或成本。通過在非洲國家的大量政策試驗，美西方能夠逐漸發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方法，將其轉而運用於應對自身國內的非結構性暴力，將極大提升政策有效性、大大地降低政策成本，並可再一次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麵。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劉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