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非洲今天麵臨的更多是非結構性暴力甚至是社會不安全挑戰，傳統自上而下的結構性暴力大為減少，盡管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具體安全挑戰仍存在差異。導致非洲非結構性暴力在進入21世紀後持續上升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近乎席卷全球的大眾政治覺醒。當代大眾政治覺醒，首先源於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第四波全球人權運動。盡管卡特總統在任時並不是很受歡迎，但他所啟動的美國人權外交卻對當今美國外交和全球人權運動都有著重要影響。在這波人權運動的推動下，諸如人道主義幹涉、保護的責任、新幹涉主義等外部強加的人權“解放運動”充斥著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政治。而所謂公民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等更是從外部輸入逐漸向著內部成長轉變，盡管事實上這更多是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向國外轉嫁國內政治壓力的產物，因為，大眾政治覺醒的壓力是全球性的，美國和西方不過是先遇到這種壓力並先找到了一些“解決辦法”，即禍水東引至時間上後麵臨這類挑戰的國家。當代大眾政治覺醒的另一個動力在於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當代技術革命對大眾政治覺醒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信息的及時和公開獲得，這與過去信息的延遲和壟斷形成鮮明對比；二是大眾政治運動的組織阻礙或門檻大大降低，現在群體運動的組織和形成變得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根本原因是其成本大幅下降，使得過去對於集體行動的管理成本的關切變得不再重要。大眾政治覺醒是一個全球性現象，過去幾年裏人們不僅見證了“阿拉伯之春”，也見證了“占領華爾街”，還見證了台灣地區的“太陽花運動”，更有持續了快十年的泰國各色衫軍對抗。
第二，草根階層普遍對現狀心存不滿。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非洲格外嚴重，這與非洲嚴重的腐敗、貧富分化、青年失業等密切相關。非洲的腐敗問題舉世聞名，曾有學者將東亞地區與非洲大陸的腐敗進行對比後發現，東亞地區的腐敗總體上可稱作“積極腐敗”，對地方經濟有一定的積極貢獻，而非洲的腐敗幾乎完全是“消極腐敗”，不會對經濟增長作出任何積極貢獻。根據透明國際2014年數據，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13年中有90%的國家被認為是腐敗的；在塞拉利昂，69%的人認為警察是腐敗的，而在尼日利亞這一數字則達到78%；在過去30年裏，非洲流出的資金達到1.3萬億美元，遠遠高於包括官方援助、僑彙和外國直接投資等在內的所有流入非洲的資金總額。嚴重的腐敗與停滯的經濟，使得非洲的貧富差距相當嚴重，最為受挫的群體是青年人、婦女和其他弱勢群體。非洲人口普遍年輕，有50%的人口集中在15—35歲，但就業機會卻由於經濟不夠發達而相當不充分。在非洲城市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群青年人或站或蹲地聊天，一點也不新鮮。在這種原始的麵對麵交流中，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得以積聚和擴散，一旦與其他因素特別是現代技術因素相結合，其擴散速度遠超出預期。
第三，很大程度上由於殖民主義曆史，非洲傳統的宗教與民族矛盾相當普遍。冷戰時期，這些矛盾都被壓製或掩蓋了，但今天卻在其他要素的刺激下日益凸顯。以盧旺達和布隆迪的民族關係與國內政治為例。盧旺達與布隆迪都由三個民族組成、且民族結構近乎一致：盧旺達人口中有84%的胡圖族，15%的圖西族和1%的塔瓦族；布隆迪有85%的人口是胡圖族，14%的圖西族和1%的塔瓦族。盡管如此，兩國政治結構完全不同：直到20世紀90年代，胡圖族主導著盧旺達的政治，而圖西族則主導著布隆迪的政治。再加上兩國地理上相鄰，因此任一國的一族對另一族的壓迫，都會導致另一國的反向運動，進而形成兩國政治的惡性互動。類似地，由於國內治理的脆弱，剛果（金）東部地區成了大湖地區的難民聚居地，同時也成了多國內政的微縮版。
第四，西方勢力的介入。如前所述，大眾政治覺醒對所有國家都構成了壓力，西方國家更早麵臨這一壓力，同時也發現這可用來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這樣，西方國家一方麵事實上禁止公民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NGOs）在國內從事非結構性暴力活動，但卻鼓勵甚至支持它們到其他國家煽動當地的非結構性暴力，如“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越南的反華騷亂，背後都有西方公民社會團體和NGOs的背景。在美國，如全國民主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更是美國支持公民社會團體和NGOs在海外煽動非結構性暴力的典型。事實上，煽動非洲的非結構性暴力是西方分化和動搖非洲的傳統手段。例如，東非地區的遊牧部落衝突事實上源於其對牛的擁有展開的，偷牛在東非乃至更廣闊的地區很大程度上不是出於經濟目的，而是出於文化傳統。在西方人到來之前，這種偷牛活動並不會導致大規模的部族仇恨，但西方人到來後，一個簡單的手段便徹底破壞了這一文化傳統，並使非洲今天的宗教、民族矛盾上升為一種“世仇”：西方人為偷牛雙方都提供槍支，使得偷牛上升成為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