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深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外交》雜誌主編長達14年的莫伊西斯·納伊姆博士指出：“近五年來幾乎所有能引起全球性關注和辯論的主張和思想均產生於美國，而不是美國之外。”[3]
（2）本土化策略
為了確立自身對全球性國際問題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西方國家的智庫紛紛在對象國實施本土化策略，通過與對象國的研究機構合作設立分支機構，與對象國的研究人員合作開展研究，資助對象國學者開展研究，設立對象國語言網站等方式，積極向其他國家輸出他們的學者、政策主張及管理模式，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直接影響對象國的決策和輿論。
“過去數十年，西方國家始終高度重視思想優勢的保持與學術話語霸權的掌控，並投入相當多的精力與財力。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在推進其全球戰略的過程中，西方通過持續性地實施對發展中國家的所謂‘民主援助’戰略，將經濟援助與意識形態輸出掛鉤，以援助為手段在發展中國家持續輸出西方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西方用大量的經費資助扶持發展中國家各類學術機構、民間智庫、出版網絡、媒體機構，以此介入當地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和媒體界，影響其價值理念與思想傾向。”[4]
可以說，對其他國家而言，西方不僅影響世界的“某國觀”，還希望影響某國的“世界觀”。“某種意義上，‘新殖民主義’正是西方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優勢，把中國塑造成一個隻重利潤、隻會‘索取’而不關心非洲民主和人權的國家。”[5]
中國在非洲話語
缺失原因分析
中國在非洲話語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這也是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麵臨的一些共性問題。
一、話語生產主體單一
在構建與傳播話語方麵，應當關注其背後的理論支撐。智庫就是提供理論的重要支撐，是構建話語體係極重要的方麵，而這也是中國目前比較缺乏的一環。目前，中國大部分話語都由官方主導，都是官方政治話語。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相對於西方起步較晚，作用發揮還有較大局限，特別是在國際舞台上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力機製和品牌聲譽，在國際上有影響的NGO、民調機構、媒體就更加缺乏。
二、話語內容應急性為主
西方智庫、NGO、民調機構和媒體，密切跟蹤形勢，長期準備，精心包裝，推出的一些概念和提法，能夠很快在國際戰略、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軍事戰略等方麵主導話語權，後來者隻有追隨或者辯駁。中國缺乏頂層設計，大部分是一時一事的臨時性應對，這樣的結果是我們長期以來忙於對一個接一個所謂的“國際議程”做出被動的“回應”。
三、話語傳播渠道不暢
中國媒體在非洲的認可度較低。由於長期受歐洲殖民統治，非洲國家對西方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更熟悉，這無疑加大了中國媒體對非傳播的難度。《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形象評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媒體未成為非洲公眾了解中國的窗口，與“語言不通”有較大關係。分別有45.1%的南非受訪者和24.1%的肯尼亞受訪者將“語言不通”作為不傾向選擇中國媒體的原因，是最多被提及的項目。然而，專業性的官方英文媒體在兩個非洲國家的影響力也並不容樂觀。三成半（35.8%）南非公眾表示“不知道應該看什麼中國媒體”，持此態度的肯尼亞公眾也占到了16.6%。
四、話語表達方式吸引力不夠
《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形象評估究報告》顯示，非洲國家公眾對中國媒體沒有親近感，與中國媒體的自身競爭力不強也有明顯的關係： 6.8%認為中國媒體內容不吸引人，5.4%和2.2%則分別認為中國媒體節目種類少和內容不新穎。“辨識度”不高和傳播方式不當導致潛在的非洲受眾群體對中國媒體望而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