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國家哲學、和平文化與中西文化比較。以民族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的現代國際體係，又稱“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形成於西方，由歐洲而外溢至全球。這一體係的構建原是近代戰爭頻仍的歐洲為了避免戰爭、創建國家間和平關係的秩序。然而，這一體係卻不能避免戰爭，既避免不了近代歐洲國家之間頻繁的王權戰爭和霸權爭奪戰爭，更引爆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即使在和平時期，戰爭的幽靈也始終在國家之間遊蕩，國家間各種爭奪與競爭更是這個體係的家常便飯。為何幾個世紀以來一個以實現和平為目的的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係卻避免不了戰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作為其單元的西方國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這種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以“人性惡”為基本假設，而將國家視作“集體的人”，信奉“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原則，同時在主權為最高權力的幌子下盡行弱肉強食之實。由此可見，西方“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根本上不利於世界和平的維護。直至冷戰後時代，發動戰爭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為國家哲學的西方強權。與之相比較，中國文化是一種和平文化，“以和為貴”，在國際關係中講求關係的協調與利益的協調，而非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文化具有“天下情懷”，講求“天下為公”，不講利益的獨占，不以建立世界霸權為政策目標。過去，中國提出國際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世紀第一個十年裏又倡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如今更將“中國夢”定義為一個“和平夢”。中國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觀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國家哲學，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導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國際關係方麵具有文化價值上的巨大優勢。在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的21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和平文化應該是我們對中國文化抱有自信的價值源泉。
其三，中國世俗文化價值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比較。在中國與西方實力相差巨大的時候，由於西方是基督教宗教社會，而中國是世俗國家，中國的世俗文化也成為一些國人失去文化自信的理由。但事實上，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種一神教文化，宗教不寬容是其內在特點之一。盡管現代西方國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宗教包容的要求，但也隻有借助於現代法律治理才能壓製住其宗教不寬容的本質衝動。在國際政治中，由於世界上還存在非西方的一神教宗教國家，如中東的伊斯蘭教國家，這兩種一神教國家之間的衝突就更容易發生。這是我們在國際政治中最常見的衝突，而且相互理解與包容更難達成。相比較之下，中國因自身的世俗文化特性，在國內社會中更容易達成世俗人際關係上的包容。中國世俗文化的形成基礎是古代農業文明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由於定居的農業文明特征，中國文化重視人際關係與倫理價值，講求長幼有序，崇尚和諧共處。同時，農業文明“靠天吃飯”的重要特點還促使中國文化中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奠定了認識基礎。可以說，正因為文化的世俗性，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負擔的國家，並由此為中國的發展贏得更多機會。中國人有宗教信仰，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也是與世俗文化有機融合的，並沒有形成宗教負擔。因為如此，中國可以和世界上所有類型的國家和平共處，也可以向所有文明類型的國家學習，博采眾長，大膽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這是一個宗教國家往往難以做到的。中國改革開放後斐然的發展成就背後，就有“沒有宗教負擔”的學習與政策實施。這對於一個宗教國家來說，是難以實現的。由於沒有宗教負擔，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也不會以宗教的理由而走上與他國的極端衝突之路。可見，中國文化的世俗性、包容性實際上是國家發展的福音，也應該是增強中國文化自信的理由。
其四，全球化時代中國“消極文化”與西方競爭性文化比較。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主導著世界，西方文化中的競爭性也成了國際文化領域的主流特征。競爭性文化固然有諸多積極的作用，但它也包括了國內社會關係的各種“折騰”，國家之間的爭權奪利甚至兵戎相見，還包括人與自然關係上的予取予奪。西方競爭性文化在能帶來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軍事發展的同時，也成為人類跨入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動力。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亂象叢生，需要治理，但西方文化因競爭性特征而本身成為全球化的動因，在提供治理全球性問題方麵的價值作用有限。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卻包含著與西方競爭性文化截然不同的獨特價值類型——“消極價值”，可以為深受競爭性文化浸染、並飽受全球化時代文化焦慮的人們提供不同的行為價值與審美取向。如老子講的“清靜無為”、“不敢為天下先”，莊子講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遷在《史記》裏闡述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及日常話語中的“酒香不怕巷子深”、“隨遇而安”、“與世無爭”、“安貧樂道”、“清心寡欲”、“吃虧是福”、 “萬物皆空”、“知足常樂”、“墨守成規”等等，這些中國文化的“消極價值”針對全球時代人生意義稀釋、普遍情感焦慮有著明顯“療效”，對於治理全球性亂象也有著獨特的價值優勢。要重建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的自信，不可忽略此類獨特的“消極價值”。
結 語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綿延不絕文化的國家，中國文化凝聚著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智慧。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不過是中國文化曆史長河中一段插曲。經過苦難的時代之後，中國又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中國文化又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生命力的證明。對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既是當今時代的命題，也是對曆史負責的回應。如果說近代曆史上出現的國人對中國文化自信的削弱或喪失有著特殊背景，那麼，今天走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道路上的國人，就不應在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事業上再有猶豫。
處於東亞一隅的古代中國文化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係統，它的光輝燦爛與博大精深，它的獨特價值與思維方式，成為生活在其中的國民具有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古代中國文化對於周邊世界的貢獻，今天的中國文化則要在更廣泛的全球性世界中傳播價值、貢獻文明力量，這是時代的新課題。但縱觀中國文化與當今世界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比較，我們不僅能看到自身的優勢，更能增強文化的價值自信。21世紀已然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的文化生態發生了不同於以往的深刻變化，國際文化交流日益活躍，文化優勢的互補與文明的互鑒漸成潮流，近代之前那種完全的文化自給自足已不再可能。但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僅不能喪失，反而應該加強，因為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標誌，隻有在文化傳統的定位中，我們才能知曉我們是誰以及去向哪裏。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生有其淵源，但是它所包含的線性文化曆史觀卻早已失去合理性。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正大步前行，它不僅要求中國文化自信的強力支撐，也必將反過來大力推進中國文化自信的強勢回歸。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正當其時。
（作者係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