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改革開放之後國人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關係並非隻有一種立場。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雖然是總體上的主流心態，但是文化自卑主義情結與放棄中國文化主體性的主張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場”，並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激蕩現象。20世紀80年代，柏楊所著《醜陋的中國人》成為暢銷書，其文化反思的背後是文化自卑主義；《河殤》電視係列片的主題，是呼喊放棄中國的“黃色文明”而去擁抱西方的“藍色文明”，其基本的觀念仍然是“中國文化是落後文化”的淺陋認知，並且接續上了前人“全盤西化”的論調。直到今天，中國文化思想界與學術界，仍然存在影響和力量不可小覷的“西化派”，拋開其政治意圖不說，其對中國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維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實現社會發展不抱希望，根本上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近代以來，對中國文化不自信的多數論調，都有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本質，而其之所以擁抱“西方中心主義”，表麵上看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認同而對“中國落後文化”的拋棄，但心理形成的長遠誘因卻是近代西方的強大和中國國力弱小在認知上的反映。顯然，這裏有一個由“實力認知”轉化為“文化認知”的邏輯。不幸的是，將國家實力的強勢等同於民族文化的優勢，卻是一種混亂的邏輯，或者說是對實力原則的臣服。其實不難發現，在一個國家的文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實力的興衰是經常的事，而文化發生巨大變革了，實力卻沒有變化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這當然並不是否認文化對於國家力量發展的作用，比如當文化精神與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和國際趨勢相適應能促進其發展、不相適應則可能阻礙其發展的內在關係，而是說不能簡單地將國家實力的強弱與文化的先進還是落後相等同，要厘清其間真實的邏輯關係而非被表麵現象所迷惑。西方中心主義的信奉者麵對西方的強勢實力而將西方的文化定為一尊，對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對於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視而不見，一概對中華文化的價值精神與社會發展功能不抱信心，隻能是一種西化的奴隸心態。
概括而言，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在中國文化自信強勢回歸的同時，還存在大量的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對中國自身文化不自信的現象，這種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又成為消解中國文化自信心的“負能量”。時至今日，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文化不自信在許多領域都有明顯的表現。比如，由於西方文化是一種基督教文化或宗教文化，而中國文化被認為是一種非宗教的世俗文化，於是便有某些學者提倡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來改造中國，仿佛中國幾千年曆史中形成的世俗文化是可以隨意鄙棄的敝屣，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求之不得的瑰寶。又如，2006年發生的一個事件，就是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將龍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原因是“龍”在英語文化中為“dragon”這一“在西方世界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其目的雖然是為了在國際上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但是這種說法完全不顧中國文化中龍所具有的與西方“dragon”極其不同的含義以及中華民族對於龍圖騰的美好感情，以西方文化來裁剪中華民族的圖騰，不能不說是一種喪失了中華文化自信心的“文化逃避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文化不自信，還有另一種變形形態，就是按照西方現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尋找對應的思想和言論，以證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們中國文化中也有”。事實上，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思維完整性和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來“摳”中華文化完整體係中的某些詞句和表達，結果隻能是斷章取義。這種斷章取義的目的無非是要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而獲得西方認同，卻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自在的表現形態。
在知識精英層麵之外，自覺或不自覺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文化心理，也滲透到中國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以洋為高大上”的扭曲心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多元文化的包容固然是正當的，但失去中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觀念和做法卻是可憐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心態的另一麵，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不自信，已經嚴重侵蝕著中國的文化心理。
文化比較優勢與
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
要改變文化不自信的現狀，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對內凝聚國民、對外傳播優秀價值的功能，首先必須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今天的國民文化心態，畢竟與近一個世紀前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同，文化自信已經出現總體上的回歸態勢，而且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有力的事實也推動著國人文化自信心理的成長。不過，既然西方中心主義仍然普遍存在並成為中國文化自信最主要的消解力量，那麼要重建中國文化自信，就必須在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之中來說明自身優勢，並以比較優勢作為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基礎。以下試從四個方麵來說明中華傳統文化相對於西方文化的優勢所在，希望缺乏文化自信的國人能從這些方麵看到重建文化自信的“正能量”。
其一，國家實力增長與中西文化比較。近代中國文化自信的逐漸喪失，源自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下中國的被動挨打困境。不斷“挨打”的直接原因在於中國比之於西方列強的實力差距，而實力積弱的原因則被新文化運動時代的知識精英們以一種曲折的邏輯與文化的落後相掛鉤。“落後就要挨打”所隱含的邏輯就是：文化落後不能帶來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強所以挨打。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對國家強大實力的渴望無疑是當時的國人所最迫切的，但也因此使“中國文化不利於國家實力增長”成為“常識”。這種認識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致直到20世紀80年代人們還在討論中國文化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問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寫於20世紀初年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正是在那時的中國學界流行，該書第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文化缺乏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在現代社會，由於經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礎，講一種文化不利於經濟發展也就等於說其不利於國家實力的增長。然而，改革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在三十多年裏取得了西方在幾個世紀裏才取得的經濟成就，並帶來國家實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於是，“中國文化不利於經濟發展”或不利於建立強大實力國家的“魔咒”也就被打破了。曆史以自己的耐性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其對於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增長的功能，不僅不處於劣勢，而且具有明顯的優勢。那麼，原來將實力積弱歸罪於中國文化落後而導致文化自信喪失的論調，也該一掃而光，文化自信由此可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