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涉及第三個挑戰：如何對待美國“重返亞洲”和“戰略再平衡”等態勢，使之不至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夢想實現的“絆腳石”。美國那一頭，對華方針存在明顯的兩麵性、搖擺性：當中國崛起壯大到一定程度時，特別是高邊疆、高科技取得重大進展時，美國人的疑慮和防範就會增加；但今天的中國又不同於當年的蘇聯，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和社會民間交往遠比美蘇關係深厚，加上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機遇與治理難題，也給中美關係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內涵。這是美國對華政策難以定型的重要理由。對中國新領導人來說，政策的急躁冒進和過於保守同樣不利。
第四個挑戰：如何妥善應對分離主義勢力在中國邊疆民族區域的蔓延，同時巧妙處理相關的國際壓力。這與中國國內複雜的民族矛盾有關，也同國際範圍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聯係。從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大國的情況比較而言，處置這類糾紛及誘發的國際矛盾，是一個棘手任務，弄不好就造成動蕩不定的內外惡果，乃至打亂原有戰略日程、延緩強國富民的步伐。須承認，這些年來內地與邊疆民族區域的差距在擴大，加上冷戰結束以來周邊區域“三股勢力”的外溢，高層處理問題的難度在增加。
從國際戰略角度觀察，第五個挑戰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能源對外依賴。現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也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大國，能耗快速上升難以避免，而中國自身化石能源儲量和產量隻能滿足這種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長雖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賴從外部進口。如何保障這種不斷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國內節能降耗、調整產業布局，在對外戰略和布局上做出調適，對威脅能源通道和供應的外部不測事態做好預案，成為新的難題。
第六個大的挑戰，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現在國內普遍覺得政府對外交涉時太軟，國外卻廣泛認為中國變得強硬；中國百姓感覺幸福感不強、對於分配不公有諸多抱怨，而外國多認為中國人錢多到用不完、卻在國際範圍“搭便車”。這種不斷擴大的認知反差，對決策方向構成對衝性壓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會情緒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國政府加快解決收入差距、遏製腐敗和推進政改。國外方麵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論：有的是因為嫉妒和擔心中國的強大，有的是緣於不了解中國的實情，有的是由於中國外宣存在問題，有的緣自國內規章不合國際規範。同理，克服或緩解這種認知誤區，乃緊迫而嚴峻的使命。
最後一個挑戰，是如何確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維護不斷增長並國際化的國家利益，根據國內外需求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與一般國家不同，中國如此巨大規模、市場以及獨特而成係統的文化傳統，很容易使各級政府不自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決當下迫切的國內事務上。與許多新興大國不一樣，中國的社會製度及政治文化同歐美主宰下的國際體係存在差異和摩擦，中國缺乏在“異樣”的環境中提供導向的經驗和技術。中國現在有了不斷增多的全球利害關係，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價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標和策略不太連貫。不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將停留在單向度全球大國的層次。
總之，當下中國麵臨的挑戰像機遇一樣巨大和罕見，新一代中國新領導人委實任重而道遠。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教授，《國際政治研究》主編）
（責任編輯：魏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