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從中國與世界以及國際關係發展的經濟基礎看，中外關係以及國際關係中人、財、物、智的流動規模已經將整個世界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麵，國際不平等經濟格局本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是人、財、物、智的流動規模初步形成了製約戰爭的綜合力量。
從人流規模來看，僅2014年春節中國的交通運輸體係，在40天時間裏就將相當於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搬運了一次，[1] 在國與國之間，中國也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注入極大的正能量。中俄、中美之間的人員來往近400萬人次，每天太平洋上空約有1萬人來往於中美之間，中韓之間人員來往規模達到800萬人次，中國與東盟達到1500萬人次。從財流來看，企業的跨國兼並、各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多國聯合在第三國的投資等地區互聯互通的深化，使得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更加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從物流規模來看，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世界上128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國，價廉物美質優的中國產品行銷世界各地，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開放包容的市場經濟體之一，未來五年中國僅進口外國商品規模或超10萬億美元。最後，人、財、物的跨國流動帶來富有活力的智流。人、財、物的流動促使文化、製度、發展道路、思想的交流和互鑒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活躍，中國人主動、自主認識世界的覺醒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智流的結果是雙麵的，智流中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文化霸權主義現象，但另一方麵，智流也催化了世界範圍的文化自覺和政治自覺運動，同時附加帶來世界各國之間命運共同體和團結意識在上升。如何將新一波的政治自覺力量引導、轉化到和平發展道路上，是中國與世界共同麵臨的機會。在規模龐大的智流運動中，在獨立基礎上保持謙虛學習的國家則進，而封閉排外的國家則退，也即古人說的“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各國及其人民之間的相互學習成為潮流，“三人行，必有我師”則大，“三人行，我必為師”則小。
第二，矛盾論認為，世界是充滿矛盾的，是在矛盾的對比和轉化中運行和發展的；作為矛盾的混合體，世界在任何時候都既存在和平發展力量，也存在不和平發展的衝突和對抗力量，和平發展力量是在與不和平發展力量的競爭與比較、創造與轉化中積累壯大的。因此，我們說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潮流，並不是說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根本特征，世界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和平發展的現象；也不是說和平與發展會自動成為推動國際關係進步的主要動力，和平與發展力量的壯大要靠團結和鬥爭爭取；更不是說因為講和平與發展，會導致在目前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中，一國就應忽視防禦性的國防建設，或過低估計和平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和不利因素。和平與發展代表著世界的正義，和平發展道路對各國來說都是曆史正道。當今世界，隻要和平發展的力量與不和平發展的力量的對比沒有發生決定性的改變，轉危為安、化敵為友或者矛盾之間相互轉化就有可能且有必要。這就需要更能動地調動世界上更多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形成有力的和平發展夥伴關係網絡，推動矛盾和事物發展向對自己以及更多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
第三，改革、發展、穩定成為當代世界麵臨的三個突出問題。尤其是改革議題。當前，“改革”既是許多國家麵臨的內政議題，也是當代國際關係麵臨的主題。“改革”這個詞曾長期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聯係在一起，但是在今天，它同樣也是擺在發達國家國內政治的議程。金融危機以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的訴求在上升，不管是西歐還是美國，都麵臨著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訴求。麵臨兩黨政治僵局，美國國內甚至出現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與此同時，改革更是當代國際關係的一個主題，主要表現在國際體係層麵，核心是如何推動國際體係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形成主權、民主、平等、法治的國際新秩序。戰後國際製度的老化、新興國家的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要求國際體係通過改革，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當前，圍繞國際體係改革和建設的各種方案層出不窮，幾乎涉及到國際體係的方方麵麵，既有國際組織結構的改革（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以反映和提高新興國家的代表權和發言權，也有圍繞發展、環境、網絡等新老議題的改革和建設。在既有國際製度行動不力的情況下，一些新興國際製度（例如新近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機製）建設方案和實踐引人注目。“改革”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關鍵詞，同時也是中國賦予雙邊夥伴關係深化的新內涵。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訪問歐洲期間，提出中歐要構造四大夥伴關係，也即“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夥伴關係。中國是世界上漸進改革的成功者，中國在改革進程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能夠為許多國家發展以及國際體係改革提供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