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學輝的小說《末代緊皮手》
飛天論壇
作者：孫玉玲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關土地一直是文學家久寫不衰的話題，尤其是從新文學開始直至今天，圍繞土地及其之上的主體——農民，中國的知識分子有著太多的想象，在這種想象中也賦予它們不同的承載內容和意蘊。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以魯迅、王魯彥、彭家煌、許欽文等為代表的鄉土文學①作家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鄉土書寫大幕，他們在描寫鄉土時，多站在知識分子的文化啟蒙立場對鄉土大地及農民進行了書寫與想象。在這些書寫與想象中，如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導言》中指出的那樣，是作家們在北京而憶述故鄉的事情和抒寫自己鄉愁的，和以後的廢名、沈從文等人在城市中對鄉村的浪漫詩意書寫相同的是，他們都是“知識分子以‘故鄉’為一種人生境界的象喻”，之中“包含有對某種文化價值的懷念”②。因此，鄉土寄托著更多的文化意蘊。與此同時，鄉土之上的農民也是作為國民性的象征而受到批判的。這種富有文化意蘊的鄉土書寫對後來的文學創作影響極大，直至新時期的高曉聲、汪曾祺等人的小說和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及當下張煒、莫言等人的作品，莫不繼承此傳統而來。這種“文化”味道甚至也影響了讀者對鄉土作品的解讀思維和解讀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解讀的一種遮蔽。30年代後期，隨著外敵入侵，在保家衛國的熱潮中，“鄉土”又被想象成家園和民族的象征，農民作為中國人的一員，也是被作為民族脊梁來書寫。此後新時期描寫鄉村的改革小說在內在意蘊表達上是繼承這一想象而來的。在上述的書寫與想象中，因為民族和文化想象的需要，“鄉土”和鄉土的真正主體——“農民”之間的密切關係實際上是被忽略的，至少是沒有被充分和深入地表達。在茅盾、葉紫等人描寫豐收成災的作品中，土地與農民的關係雖被書寫，但土地又成了階級壓迫的載體。從左翼作家們開始，這種階級意識一直在被強調，直至十七年鄉土題材作品，土地被賦予了政治意識和革命內涵，圍繞農民對它的態度，有了所謂的階級立場先進與落後之分。即便是最貼近鄉土與農民的趙樹理，在表現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時，其作品也因主流意識形態的限定，對二者的密切關係是有所回避甚至有些遮蔽。今天，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有關鄉土的書寫日益豐富，描寫土地與農民密切關係的作品日漸增多，且更切近土地最初的意義與功用：與農民甚至人類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關。
在當下的社會裏，向縱深發展的全球化使得國家和民族的個性有日漸消失的趨勢，鄉村所代言的差異性、地方性、本土性和多樣性的意義日漸凸顯。在中國，隨著社會的發展，曾經依附土地而建構起來的富有地域和民族色彩的一切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隨著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和商業化日益以強勢的姿態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土地在某些強製之下偏離了原有的功能，淪為商品，圍繞著它，出現了各種問題：政府的用地、征地，商家的圈地、占地、囤地，農民的棄地、荒地等等，與土地緊密相關的農民、農村、農業在此情形之下麵臨著新的問題與挑戰，也引起了一些敏感作家的熱切關注。李學輝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之前寫了許多與農村和農民有關的中短篇小說，已結集為《1973年的三升穀子》、《絕看》出版。其長篇小說《末代緊皮手》（《芳草》雜誌2010年第2期刊發，作家出版社2010年2月推出單行本）是他對農民和土地密切關係做的一次比較深入的挖掘。在小說麵世之初，章德寧評價這部小說時說它是在“當現代化日益蠶食人類家園時，這不啻是一曲傳統文化悲愴的挽歌”③，詩人葉舟也說：“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漸走向深入的時刻，它用22萬字的篇幅，做了一場隆重的道白和惜別。——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愁，是對土地和傳統文化的一次知性尊重，是對近現代甚至當代知識分子文化記憶的一次喚醒，也是對大地（土地、鄉村）的一次頑固的想象和書寫。”④除了這些“文化意蘊”之外，作品也是借中國西部鄉村的曆史與故事來顯現農民在曆史變革時期對自身命運的焦慮，也警示著當下社會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深度思考。
小說以河西走廊一個叫巴子營的小鄉村中延續了千年的鄉間民俗——給土地緊皮為素材和主線，圍繞第29代也即最後一代緊皮手——餘土地和與緊皮相關的人物，寫了這個小鄉村裏從解放前夕至文革結束近30年中所發生的故事，通過這個儀式和這些人在曆史、文化變革中的命運，展示了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摯愛與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