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引見”製度最大的優點在於，通過君臣之間麵對麵的交流，雍正可以發現官員的個性缺點，這是單憑履曆單所不能發現的。如第65件“許登瀛”單，雍正覺其“人鬼詐，不似端人”，故不大用；第29件“方顯”單，通過對話，雍正發現方顯有些“婆婆媽媽的”，確實是個好人，但才情平庸；第32件“尹士份”單，該官“似內少藏鬼”，但“因卜蘭泰之薦”，加之“應對倒真實”，故予以任用，但“隻可止此”。在雍正朝，有德無才之督撫很難得到皇帝的重用與欣賞。雍正在論巡撫的職責時說：“巡撫一官，原極繁難，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謂勝任也。用人雖不求備，唯至督撫必須全才，方不有所貽誤。”他對湖南巡撫王國棟的評價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許之，然不能擴充識見，毫無益於地方，殊不勝任。”因此革其巡撫職，召回京師待用。雍正對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大員反複強調，要大膽選用有才幹的人，不能循規蹈矩。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果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即行越格提拔，不必按資曆升轉。
第四，“朱筆引見單”頗具特色，各個官員履曆富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不僅具有現代人事檔案記載個人履曆、社會經曆等基本功能，而且對該官員的工作能力、個性特點等方麵有精準記載，便於雍正高效選賢任能。在那個缺乏影像資料的時代，僅由某一官員的履曆單、履曆折等文字檔案並不能完全了解該官員的綜合素質，不免對某一官員的評價有較大誤差。而“引見”製度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不僅使皇帝對引見官員的樣貌、性格、氣質、形象等有一個非常直觀的印象，同時通過麵試也初步考察了他們的心理素質、應變與交流能力，進而了解到各級官吏一些獨特之處。
另外，雍正朝“引見”製度推廣範圍極為廣泛，相隔萬裏的寶島台灣也在其中。根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明清台灣宮藏檔案彙編》收錄台灣官員履曆單共計18件，涉及台灣知府、知縣、通判、參將、水師副將等各級文武官員，時間主要集中在雍正三年至八年，即與雍正加強台灣管理的時間相吻合。據此可以初步判斷出，雍正將“引見”製度延伸到了清朝疆域的南端——台灣，並且該製度的運行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與持續性。雖然當時交通條件不太便利，但雍正執政時期，平均每年或有一位台灣官員進京麵見皇帝，或有一位大陸出色官員赴台灣任職。不過考慮到實際情況，台灣官員進京麵見皇帝的時間規定有時不是那麼嚴格。如雍正五年三月十九日閩浙總督高其倬上報請示雍正暫緩引見台灣府知府孫魯，由於“正處在緊要之時”，該官正在“辦理運濟泉漳二府米石”“俟八月後行調孫魯給谘送部引見”，雍正準其請示。由此可見雍正對於台灣事務的重視以及他務實、不拘泥於成例的用人及辦事風格。在他統治的時期，吏治清明、國泰民安。這除了雍正的一係列重大改革之外，主要還應歸功於他高超的用人藝術。
在雍正朝短短十三年的時間裏，湧現出大批傑出人才，如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以及封疆大吏鄂爾泰、李衛、田文鏡等，他們深得雍正信任，勇於任事、各施所長。在這些能臣的輔佐下，雍正帝整頓官場，減免稅糧、複業流民、賑災救荒，使得康熙末年已略顯頹勢的清王朝重新走上正軌，為隨後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責編/彭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