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美的中學，避難所
一九五○年秋天，我進入台灣省立台南女子中學，其前身是頗負盛名的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女子學校，多年以來，台南女中一直保持著優良的名聲和傳統。當時台南女中位在台南市安靜的邊緣。學校裏有三幢兩層樓的磚砌長樓，作為教室、辦公室和禮堂，周圍環繞著精致的花園、池塘和果園，接著是音樂教室、保健室、圖書館、網球場、籃球場、體育館和操場。更遠一點是菜園、合作社、遊泳池和教職員宿舍。可是，有個角落仍殘留著二次大戰時遭轟炸燒毀的廢墟。
初中一年級的同學中，隻有百分之十五是外省人，其餘都是台灣人。有些同學還是從很遠的外地來台南求學的，每天都得坐火車通學。據說在一些鄉鎮，如果有人家的女兒考上台南女中，那真是全鄉鎮的榮耀，還會登報、請客慶祝。
學校對學生的衣著舉止有嚴格的規定。老師一進教室，班長就會叫大家起立，敬禮以後才能坐下，所有班級都是如此。我們在校內外看見老師也要鞠躬敬禮。大家都穿製服，背著有名的紫紅色書包，頭發要剪得很短。使用化妝品、交男朋友、與男孩子一起玩等等，都被嚴格禁止。
大多數台灣同學的家境都比較富裕，她們的製服質料好，舉止斯文，跟窮苦的外省籍同學形成強烈的對比。大多數為生活掙紮的外省家庭，對自己的孩子有很高的期待，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下一代的教育能給家庭帶來興盛和財富的希望。話雖如此，但外省家庭卻不太管子女在學校的行為，像嬸母就從來不問我在學校裏的事。外省籍學生在學校裏喧嘩淘氣，衣著也很隨便，製服質料很粗糙，而且經常是皺巴巴的。當然這也可能是因為家庭窮困的緣故。對有些外省籍同學來說，製服是他們唯一的衣服，在校內、校外長年穿著。可是這些同學的成績普遍都在中、上等，這可能是由於在大陸時打下不錯的基礎。
在學校裏，我很自然跟外省籍同學玩在一起，跟台灣同學由於缺乏溝通，很難相互理解，玩起來很無趣。我們都喜歡到市區裏看電影，每看完一場電影，回到學校，我都會講給同學聽，有時同學還稱讚我講得比電影還精彩！那時電影院總是擁擠不堪，在正式放映前，都要起立聽歌；如果有放映蔣“總統”訓話，大家還得繼續站著。接著是簡短的新聞片。影片大都是哭哭啼啼的悲劇，觀眾也都跟著邊看邊掉眼淚。其實當時大家更需要多些歡笑，也許由於當時的形勢，大家都笑不出來吧！
可能是為了讓學生們暫時脫離生活的單調貧乏，台南女中有許多課外活動，例如個人方麵有演講、辯論、作文、田徑等等比賽，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參與，如果贏得獎狀，更是無比的榮耀。班級間則有牆報、秩序、衛生、運動等團體比賽。校際更有每年一度的同樂晚會、運動會、初三童子軍大露營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成長過程中亮麗的高潮，讓我畢生難忘！
那時我們都很敬佩俞曙方校長。據說民國三十六七年間，叔父鄧文僖的第二零五師在台南的駐軍，曾幾次要求使用台南女中的遊泳池。為了學校的安寧，俞校長都態度堅定地拒絕了。在那樣的亂世中，能挺身抗拒軍方，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俞校長並從大陸請來許多很有學問的老師們。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校裏有很好的音響設備，下課時，同學們都享受沉浸在優美的西洋古典音樂之中。大家都很感激俞校長提供給同學們優美的音樂環境。在台南女中這安寧的避難所裏，我們編織著青春的夢想，以及對前程的憧憬和期望。
和父親同在一起
有一天，在上數學課時，我被叫去校長室。一路上我不安地想著，是不是自己做了什麼錯事，要被特別訓話。進了校長室，卻隻見校長笑盈盈地對我說：“鄧元玉，你看誰來探望你？”一看，原來是父親！他正微笑地看著我。我突然羞怯得手足無措，隔了好一陣子，才低低叫了聲：“爸爸，您好嗎？”
鄧文儀與三女鄧元玉，一九五一年於台南女中。
父親顯然很高興看到當年那個被他送掉的淘氣女兒，現在居然出落得這麼優雅、端莊。他高興地說道：“好，好，元玉，你們校長說你在學校很不錯！”俞校長接著說：“元玉是個好學生，還當班長。元玉，在下課前，帶你父親到校園各處看看吧。”我被校長稱讚得更加不好意思，靜靜地帶著父親到校園裏走走看看。
時間過得真快，自從在南京和父親分別後，已經過了整整三個年頭了！父親讚許地仔細端詳著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見我。這時，我快十五歲了，身高約一百六十三公分，差不多快和父親一樣高了。我的臉型也由小女孩變成了少女，有著像父親一樣明亮的大眼睛。我很高興自己能夠輕鬆自如地同父親談話。他問起我關於學校和家裏的情況，我都能對答如流。不過我沒有告訴他，嬸母對我的冷淡和漠不關心。
那晚，父親到家裏來看我們，告訴我們台北親戚們的近況，還帶我們到餐館吃晚飯。我們都為這次的歡聚非常快樂。第二天，我上學的時候，大家似乎都知道我的父親是個位居要職的將軍，我在同學間的地位也因此高了些。沒有同學因為我不和父親一起住在台北而覺得奇怪，因為許多同學也都不住在家裏。
後來父親出了一部暢銷書《遊蹤萬裏》，語文老師不知道作者是我父親，就批評說：“鄧文儀出的這本暢銷書，是一部寫得不錯的遊記，可惜功利主義太重了！”同學們覺得這是負麵批評，慫恿我去跟老師談談：“他憑什麼批評？你去告訴他，鄧文儀是你父親！”可是我沒膽量去找老師。
父親到學校看我之後的那個暑假，他問我願不願意陪他去中南部出差。那時，父親擔任“內政部”次長。我知道這個好消息後，無比開心、興奮！借此機會還添了些漂亮的衣服，好在宴會上穿。我們外出時，父親介紹我給他的許多朋友和同事認識。我們曾經在群山環繞的日月潭度過了一整個下午，有一位女士告訴我，這是台灣最大的湖泊，之所以叫作“日月潭”，是因為湖的東邊圓得像太陽，而西邊則像一輪彎月。坐在湖畔，我忍不住對著此起彼落的青翠山巒看了又看。
鄧元玉，一九五二年於台南。
和父親參加晚餐和舞會時，我常有種似真似幻的感覺。自己多年來受到忽視和缺乏照顧，現在竟然能被接受與讚許，甚至被誇為美麗！那些太太們大都不知道我的生母早逝，以及我的成長背景，她們怎會了解一個小女孩心中的淒愴和失落？有一位父親老部屬的夫人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她問我：“如果你做錯了事，你的養父母會怎麼對待你？”我不敢告訴她，我在家中被疏忽、冷漠對待的真相，說我是一棵不被珍惜、沒有人要的小草！
之後，和父親相處的機會多了，我感到他是真心誠意想要重建我們父女間的情感。可是我自覺無法跟他很親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接受與付出對父親的親情，心想我隻是家裏七個女兒中的一個，他不可能會很重視我。我和許多人一樣，都以他的地位和成就為傲、為榮。不過我也覺得如今他已經是個四十五歲的中年人，不複像當年的英俊瀟灑、意氣風發。生母去世後，自己從小沒和父親生活在一起，沒有享受過父愛，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與父親之間的隔閡，似乎成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我也因此時常感到這是一種對父親的不孝，一種有著歉疚和罪惡感的感情。不過我也衷心感謝，並珍惜父親給我這短暫的一絲父愛。
想做一個文化人
讀初三那年，父親有時會帶我一起短暫出遊，逐漸拓展了我的眼界。我對自己在學校的小圈子於是有了些疏離，對幾位交好的外省籍小姐妹們的感情漸漸在減退，而開始更多地考慮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渴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文化人”。我積極找老師學鋼琴，但我沒有鋼琴，不能朝夕練習，不可能彈好鋼琴。由於缺乏機會和環境，很想深通西洋古典音樂的夢想破滅了，為此我感到非常沮喪和失望。隻好和許多同學一樣，除了看電影，就是看小說，把圖書館裏的小說幾乎都看完了。
我變得很喜歡跟看起來很有教養的台灣同學們在一起，因為我是班長，成績又好，她們也都很歡迎我。下課後，她們彼此間都講閩南話，不久，我也會用流利的閩南語和她們交談。同時也學習到了她們斯文的行為舉止。我對他們的家庭很好奇，也很羨慕。有幾位環境好的同學常請我到她們在鄉下或海邊的家度周末；有一次，我還去一位同學家的虱目魚魚塭，釣魚煮來吃，玩得不亦樂乎。
有少數台灣同學家住得很遠，無法通車上下學，學校又沒有宿舍，就寄住在台南別人家裏。有些需要額外收入的家庭，常會把房間空出來，供這些學生吃、住，還連帶洗衣服等等，不過男女學生得分住不同房間。那時，學生都很老實、很守規矩，沒出過什麼問題。和我很好的一位陳姓同學，她家遠在恒春，能考進台南女中是家鄉的大喜事，大家都以她為傲。陳同學榮譽感很重，放學回去就做功課，同樣寄住的男同學想跟她搭訕，她都不予理會。
一九五三年，“三劍客”於台南女中操場童子軍露營，左起魯啟輝、鄧元玉、韓洛珠。
另外還有一位黃同學，她有好幾個兄弟姊妹都在台南念書，她在鄉下的父母就為他們租了一幢小房子，雇了一個下女為他們買菜、燒飯、洗衣服，他們樓上有間鋪榻榻米的大臥室，晚上掛起一頂大蚊帳，男女生各睡一邊，有時同學還會去湊熱鬧，擠在一起睡。當時學校功課重，管得緊，除了看電影和上夜市吃宵夜，或到同學家串門子，也沒什麼其他好玩的，或不良活動，父母都不用操心。
從初一起，我就和一位姓韓和一位姓魯的外省同學成了好友，我們自稱是《俠隱記》裏的三劍客。後來我跟台灣的同學比較談得來，這兩位同學就覺得我背叛了她們，她們倆變得更親近，從而和我疏遠了。我為此感到非常愧疚和不安，好在這種不安的感覺，不久就因畢業、各奔前程而自然消解了。
初中畢業後，我們有好些選擇，例如可以去念台灣省立台南女子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不僅一切免費，還每月發給零用錢，念完三年畢業後，會分配到小學教書。很多同學因為家裏經濟困難，家人鼓勵或強迫他們去念師範學校。當時多數家庭認為女孩子教小學是個不錯的職業，所以我們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包括韓同學和魯同學都進了師範學校。也有極少數的同學開始找工作。至於想繼續深造的同學，則選擇報考台南女中高中部；我因為成績夠好，被保送直升台南女中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