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浙江衢州與第八十六軍莫與碩軍長同住了三天，他問莫軍長抗戰勝利後有什麼計劃？莫軍長說他準備找個清幽的地方，念佛清修。父親大感意外，但也覺得自己身為政工幹部，應隨時隨地做好思想工作，增強軍官抗日建國的信心，於是就回應莫軍長說：“抗戰建國前途艱險，革命戰將仍須奮鬥，不能放下軍刀，立意念佛。”
不過父親也知道，這是身經百戰之餘，將軍們的一般心理。戰爭的殘酷、軍民的困苦，迄今仍無使人民脫離戰亂的途徑，難免令人有些心灰意冷；但也企望在戰爭形勢好轉後，這種消極的思想該會消除。當天，父親同莫軍長到機場巡視，恰好遇到敵機空襲，三架敵機低飛偵察。他們人在機場中央，情況危急萬分，大家趕緊散開，就地臥倒，幸虧敵機沒有發現，很快就飛走了，隻是虛驚一場。
珍珠港事件，杜立德空襲
十二月七日，大批日本軍機偷襲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美軍損失慘重。美國因此正式對日宣戰。第二天，中國也對“軸心國”——日本、德國、意大利正式宣戰。美國對日宣戰是中國抗戰的重大轉折，戰爭情勢從此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中國不再孤軍作戰。同時，中美聯盟對美國也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戰場持續牽製大批日本陸、空軍隊，耗費大量日本戰爭資源；中國並為美國提供攻擊日本的空軍基地和物資轉運、供應等等。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日，同盟國共推蔣介石為中國戰區（中緬印戰區，包括東南亞）統帥。這些敵我形勢的發展，振奮了所有中國軍民，帶給中國急需的新希望。
這年初，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連連失利。四月十八日，美軍采取了由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一手策劃的首次對日本本土空襲。出動十六架B25 中型轟炸機，每架飛機上有五位隊員，載有四枚五百磅炸彈和燃料，從美國航空母艦“大黃蜂號”（USS Hornet）出發，飛向日本本土，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及神戶的油庫、工廠和軍事設施，史稱為“空襲東京”或“杜立德空襲”。任務完成後，經東海飛往中國的機場時，由於燃料耗盡，全體機員被迫在浙江、安徽、江蘇等地棄機，跳傘逃生。絕大多數機員被中國軍民營救，但也有八位不幸遭日軍俘虜，其中三位被公開處決。
雖然這次空襲僅是象征性的任務，但足以證明日本本土無法有效地防衛盟軍的空襲，日本因此必須將部分資源轉用於國內防衛建設，並且展開中途島海戰，保護日本海運航線，避免被切斷石油及其他各種重要物資的供應。另外，杜立德空襲更給了士氣低落的美軍一劑強心針，也報複了日機偷襲珍珠港得逞的恥辱。
日軍攻擊第三戰區
由於日本本土遭到空襲，五月間，日軍在第三戰區發動了報複性的猛烈攻勢，主要目的是破壞浙江衢州、麗水及江西玉山等地的機場，讓美國飛機無法使用這些基地去空襲日本。同時，日軍在浙江大肆搜捕曾經救援過美國飛航人員的中國軍民，甚至大量使用細菌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浙江民眾。國民黨部隊為了執行長期抗戰，保持部隊戰力，對東南五省做了有計劃的撤退，並掩護人民遷徙到後方較安全的地方。父親奉令聯係戰區各級政治部，以及各省、縣軍民合作指導處，共同配合軍事行動，指導人民逃難和後遷的工作。
父親乘車沿浙贛公路一路巡視，從江西上饒，經過浙江江山、衢州、金華，跟著成千上萬的難民行動，一發現問題或困難，便就地督導協調解決。解決不了時，隨時打電話報告顧司令長官，困難也多半能迎刃而解。在半個月的撤退中，浙江中部上百萬人向浙贛邊區移遷，民眾扶老攜幼，帶著行李，徒步逃難，要走二三百裏路，才有交通工具或到達安全地區。老百姓一路饑寒交迫，盡管朝不保夕，仍然堅忍不拔，既是我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無奈，但也體現了舉國上下軍民一體、同甘共苦的精神。
接著，第三戰區司令部由上饒撤遷到福建省北部，戰區政治部被安排在撤退序列的最後。全部撤退之後，父親改穿便服，留下一輛汽車、一位參謀、一個衛士在上饒，伺機行動。他看到日軍進攻上饒，鎮上被敵人炮火及漢奸放火，火勢甚烈，晝夜槍炮斷斷續續。第二天，父親在信江畔觀戰，遇見十幾個人騎腳踏車進入汪家菜園，顯然是敵人的先鋒偵察隊。他們問父親是什麼人，父親說是這裏的小學教員，並趁機馬上由小路找到汽車，轉移後撤。正當通過一座小橋時，兩架敵機低飛掃射，他們於是停止前進，所幸並未受到損失。
父親在往後衛指揮部的路上，捉到了一個可疑的人，像是敵人的偵探，就帶到指揮部審訊。那人中國話說得很好，辯稱他不是間諜。父親陪審觀察，建議審視他的腳趾，發現他的大拇指和二腳趾之間分開，顯然是平日穿木屐的日本人。犯人招認，供出一些敵人的行動。第二天，父親一行人就翻過山，到了新戰區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