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蘇洵的《六國論》有感
在我國曆史上，戰國末期是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重要階段。當時的戰國七雄是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個國家。最終的結果是，原先弱小落後的秦國吞並了其餘六國。李白的名句：“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描述的正是這段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曆史。
從現在的視角看，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完成統一大業，成為中國的始皇帝，主要原因是經過商鞅變法，對作為生產關係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徹底改革，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也迅速強大起來；而原本強盛的六國卻因宗法勢力的強大，無法進行相應變革，從而導致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衰落。
然而，正所謂“三拳難敵六掌”，一個秦國無論再強大，也不會強過六個國家的合力。況且，六國也曾聯合起來對抗秦國，亦即“合縱”之策。雖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小算盤，這種聯合並不鞏固，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對付一個剛剛崛起的新貴秦國，實力還是綽綽有餘的。那麼，六國之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曆朝曆代有不少人作過探索，結果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時隔千年之後的北宋“三蘇”父子蘇洵、蘇軾、蘇轍，每人都寫過一篇《六國論》。蘇軾的《六國論》，嚴格說來並非是總結六國敗亡的原因，而是為六國塗脂抹粉，表揚它們因重視養“士”而能久存。
其弟蘇轍的《六國論》比他靠譜些，指出六國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堅持用“合縱”策略去對付秦國的“連橫”之策，被秦國用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
蘇洵是當爹的，雖然官沒有兩個兒子當得大，詩文也沒有兒子的名氣大，但他比倆兒子有骨氣。本人在拙文《要有點血性》中提過，朝廷給蘇洵封的第一個官職，他嫌小了，就敢說“俺不去！”不像兩個兒子，被朝廷一貶再貶也不敢吭一聲。所以，蘇洵的《六國論》自然也就不同凡響。
從立意上，蘇洵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古喻今，目的在於告誡宋朝統治者勿蹈六國滅亡的覆轍，這一點蘇洵已明顯高出其二子。
從內容看，蘇洵緊緊抓住六國被滅“弊在賂秦”這一點來論證。做到焦點集中，火力全開，故能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文章開篇就指出，六國的滅亡，並非由於武器不鋒利，仗打得不好，弊端是在於用土地來賄賂秦國。這樣做既虧損了自己的力量，又增強了秦國的實力，這就是六國滅亡的原因。繼而指出六國的統治者試圖通過割地求和，得以苟且偷安。結果是“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對於貪得無厭的強秦，它的貪欲是不會那麼容易滿足的。蘇洵接著說：“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一邊是國土資源有限，另一邊是貪婪至極，不把你最後一根骨頭榨幹絕不善罷甘休，國之不亡才怪了。
蘇洵在文章的結尾指出，假如六國諸侯把賄賂秦國的土地封給天下的謀臣，用侍奉秦國的心來禮遇天下的奇才，齊心合力地向西對付秦國，恐怕秦國人飯也不能咽下去。真可悲啊，六國有非常有利的形勢，卻被秦國的淫威所嚇倒，天天割地，月月獻城，以至於走向滅亡。
蘇洵的《六國論》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且不說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就是對指導行業之間的博弈也有借鑒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行業利益。很多行業之間存在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處於弱勢地位的行業如果想靠忍讓來維係與強勢行業的合作，其結果必然是導致強勢行業得寸進尺，胃口越吊越高，實不可取也。
苟且焉能偷安，這是今天我們重讀蘇洵的《六國論》應該得到的啟示。
乾隆的詩為何流傳不了
乾隆的詩為何流傳不了
乾隆一生寫了4萬多首詩，超過了古今中外所有大詩人。而且基本都是正兒八經“禦製”的，並非捉刀代筆。
他的詩流傳不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生僻字太多。很多字在現在的《新華字典》都查不著，得查收有7萬多漢字的《康熙字典》。
再有一個原因是乾隆吟詩賦詞太追求高雅，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比如他寫的一首《題四麵雲山亭子》：“四柱構峰巔，鬆蘿作扉闥。詰曲頻攀躋，造極心乃豁。一覽眾山小，左挹雲容活。鶴唳與鹿呦，饒伊相問答。”隻有第一句寫亭子的方位：“四柱構峰巔”，以及第五句寫亭子的氣勢：“一覽眾山小”（引用杜甫名句），比較直白通俗，其他幾句都有點故作高深了。
“曲高和寡”這個成語很有道理，通俗才容易流行。名句多是通俗易懂的，“情到深處歎無詞”、“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長河流月去無聲”，都是既高雅又通俗。
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作品少則易精，多則易濫。據說排在唐詩排行榜第一位的是崔顥的《黃鶴樓》，這是文學專家與計算機專家運用電腦技術，通過對引用率、模仿率等綜合數據的統計而得出的結論。這也是極有可能的。崔顥中過進士，當過小官。想必也是個惜墨如金，“為安一個字，拈斷三根須”的主。因為浩如煙海，力求“不遺珠璣”的《全唐詩》，也隻收有他42首詩。
《黃鶴樓》全詩如下：“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這首《黃鶴樓》寫得確實好，據說李白曾慨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李白在黃鶴樓寫過同樣很著名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但李白沒有直接吟詠黃鶴樓的詩句，估計心有不甘，所以在南京（金陵）寫的《登金陵鳳凰台》一詩中，我們就看到了崔顥的影子。詩的開頭兩句：“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與結尾的兩句：“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即使不算剽竊，也是高度模仿了。
崔顥的《黃鶴樓》和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都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因為它們既有深意，又很通俗。
倘若乾隆爺九泉之下有知，應是悔之莫及吧。
小人物改變大世界
小人物改變大世界
本文並非要探討“是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還是英雄豪傑創造曆史”？隻是想通過一些具體事件，說明小人物也有可能改變大世界。
阿基米德說過一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這話不假，隻要給你合適的條件，你也可以改變世界。
旅日作家俞天任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乍看題目我就很吃驚，因為俗話說“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本人當年在軍隊服役，沒有當過參謀，是從營長提拔為團參謀長的。知道參謀隻有建議權，起不了決策作用，何以也稱“戰犯”？況且是“有一類戰犯”，指的當然不是個別，而是一個群體。
細讀全書，才覺得俞天任言之有理，起這個書名並非造噱頭。他在日本居住、工作了15年，用業餘時間搜集戰爭史料，訪談日本老兵，探尋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真相，最終完成了這部史料翔實、見解新穎的著作。
書中說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在1929年曝光，據稱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於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原標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其中那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國）；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大多數中國人都並不陌生。
《田中奏折》是一份日本軍國主義的總體戰略規劃，上麵記載著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這封奏折，就是出自時任日本陸軍部參謀本部作戰科參謀鈴木貞一中佐之手。
雖然鈴木貞一後來官運亨通，一直升到中將，還當過兩屆近衛文麿內閣的國務大臣和企劃院院長，一屆東條英機內閣的國務大臣，負責戰爭期間經濟政策的製定，並由此被列為28名日本二戰甲級戰犯之一。然而，他在草擬《田中奏折》時，的確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參謀。不過，曆史事實證明，其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步驟的每一步，都是按照《田中奏折》中規劃的藍圖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在1928年6月4日淩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中國陸海軍大元帥、“東北王”張作霖的專列，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車站以東被炸飛，張作霖不治身死。當時，關東軍方麵放出的流言是中國南方北伐軍便衣隊所為。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主謀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這個家夥後來還口述了一篇回憶錄，題目就是《我殺了張作霖》。
如果沒有“皇姑屯事件”，可能就沒有其後的少帥張學良“東北易幟”，曆史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
發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全麵武裝侵略的序幕。這次事變的策劃者，是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穀正、今田新太郎這4名日本軍部和關東軍參謀。
雖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但這幫參謀們的惡劣作用也確實不可低估。
俞天任這樣評述他們：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為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幹。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在現代中國史中，也發生過兩次與參謀有關的“小人物改變大世界”的事件。其一是1930年4月間，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正進行中原大戰。閻錫山與馮玉祥聯手倒蔣，決定各派出一支精銳部隊，在河南省的沁陽縣會師，給蔣介石以致命一擊。
沁陽在河南省的北部，離黃河北岸70公裏。這個地方北靠閻錫山苦心經營多年的大本營山西，進可攻、退可守，對馮閻聯軍非常有利。但馮玉祥的一名作戰參謀在下達戰鬥命令時，卻把沁陽的“沁”字多寫了一撇，寫成了“泌”字，這樣一來，集結地點“沁陽”變成了“泌陽”。
泌陽在河南省的南部，離湖北省隻有幾十公裏路程。軍令如山，馮玉祥奉命集結的部隊星夜趕赴與沁陽相隔數百公裏的泌陽。當發現出錯時，早已錯失了會師合擊蔣軍的良機。真是一筆之差，相去千裏之遙。後來有軍事專家指出，如果當時那位作戰參謀不錯加了這一撇，中國的現代史肯定要重寫了。
第二個事件是：1944年11月25日下午1時許，援華作戰的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出動了9架B—29重型轟炸機，前去轟炸駐紮在廣西北部南丹、六甲地區的日軍。在指定攻擊目標時，機場指揮處一名譯電參謀卻將“六甲”錯譯成“六寨”（距南丹幾十公裏，在桂黔邊境）。而六寨不僅沒有日軍，而且還是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指揮部所在地。各地的難民將此地視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大量地湧到那裏。這次美軍的狂轟濫炸，將這個麵積不到3平方公裏的小鎮化為一片火海，不但造成了大批中國軍民的傷亡（僅死亡人數就達5000多人），而且還搭上了張發奎屬下3位將軍、8名上校的性命。
當代中國出版社於2012年7月出版的《張發奎口述自傳》，載有這位抗日名將對那次誤炸事件的悲歎：“絕大多數軍用交通工具與重要設備的損失，使我們不能再作出任何真正的抵抗了——四戰區參謀處所有的文件——包括作戰計劃與軍事訓練——都化為烏有了。”
於是，日寇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西南戰區的戰場優勢，直接威脅陪都重慶，美國顧問甚至建議蔣介石再度遷都。真是一字之差，代價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