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能走下去，能走出來，能在曠遠的時間的荒風中持久地有力量地寫下去的，必是一些有著更強大的心智，更高遠的眼光的女人。時間走過她們，不再是利刃刺中了命脈，而是鈍刀割磨著日常中的卑瑣、散淡和麻木。是的，時間的炙烤對這一類寫作女人永遠是一種警醒，一種鞭策。她們不能被時間擊倒，更不甘被時間迷醉，她們大睜著眼看流年易逝，青春成昨，她們一定要看清楚那最致命的美和打擊藏在什麼樣的最後，她們一定要讓這所有的日子殊途同歸在她們文字的結晶中。她們知道怎樣壯烈的謝幕也隻是謝幕，所以她們選擇走下去，麵對衰老，麵對無情，麵對不可抗拒的一切殘酷；她們懂得怎樣漫長的一生最終也隻是白駒過隙，灰飛煙滅，所以她們更加珍愛每一縷走過她們的時間之風，她們比俗塵中的人更懂得，更慈悲，更熱愛，更疼痛。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寫下這首詩時，詩人薛濤雖才二十妙齡，卻已飽經人世滄桑了。十二年屈辱的樂伎生涯中，她曾被罰往荒蠻邊關，也曾擁有過節度府校書郎的尊貴地位。公元七八九年，在終於恢複自由身後，她一身素淡的女冠服，在浣花溪畔開始了新生活。和很多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子一樣，薛濤有著出眾的容貌，但她的聲名不是因為美麗，也不依附於和那些薄情才子的愛情故事。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在龐大而眩目的詩歌唐朝，擠身於那些光焰萬丈的繁星中，薛濤以絕世才華灼灼地發出了自己的光芒，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多少著名詩人曾與她詩詞唱和，她的“吟詩樓”，至今聳立在距杜甫草堂不遠的浣花溪畔，與“少陵茅屋，諸葛祠堂，並此鼎足而三”。王建詩《寄蜀中薛濤校書》寫了薛濤在當時卓然的詩人風采：“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然而，有過曾經的熱鬧又能怎樣，有了身後的光華又能怎樣？薛濤鄙棄世俗功名，夢想的隻是把自己的愛安妥在一個忠誠而又熱忱的男子身上。但一個苦寒出身的貧家女，一個曾經是樂伎的女子，又怎麼可能真正擁有自由？怎麼可能收獲到與她的美貌、才情、人品真正相配的美好愛情？她一次次付出，一次次讓“結同心”的美夢幻滅。淒風苦雨的日子就像錦江的水綿延不盡，比這樣的日子還要多的是心靈的風刀霜劍。年華易逝，知音難求，無法把握愛情又無力留駐青春，薛濤看著枝頭的花朵，數著指尖流走的時光，就像看著自己的美麗在徒勞地開放，兀然地凋零。
就是這樣，一代才女薛濤在她自己的時間裏，隻是一個在春天裏空結著刻骨愁怨的女子。她隻是讓淚灑落在花瓣上，發出“芙蓉空老蜀江花”的悲歎。她是不幸的，在那麼多接踵而至的日子裏，她注定了隻能是不係之舟，無根之萍。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傾瀉在詩歌裏，形成了她“萬裏橋頭獨越吟，知憑文字寫愁心”的獨特詩風。孤獨之感，失戀之悲，薛濤以自己的身世之感表達了一代又一代人心口永遠的痛。但薛濤的意義又絕不止於此，她最終完成了從一個讓人痛惜的薄命女子到一個使後人無限敬仰的優秀詩人的根本質變。之後四十多年的孤苦生活，她保持著人格挺拔精神高雅，個人遭際並未使她把視野局限在寂寞的小天地裏，她依然關懷國事，寫下了著名的《籌邊樓》。她建了吟詩樓，自製“薛濤箋”，在自己的詩歌世界裏，她的生命依然純粹而完整。“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薛濤的題竹詩恰似對她自己人格的寫照。
一個以柔韌的生命抗爭了流年無情的精神女人，一個以心靈的強大留住了時間之無限的寫作女人。這樣的女人，時間的風隻能磨礪她們的美麗，卻永遠無法掠奪她們內心的熱力。它隻能以破壞之力完善她們，成全她們。那個嬌慵甜美的少女為賦新詞強說愁吟誦“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時，她不會懂得隻有時間的風才能將她推到“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境地，讓她在國仇家恨中以杜鵑啼血的絕唱成就了大痛大美的最後的李清照。
一九八六年，丁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駕鶴西去時，她對身邊的老伴說：你親親我吧，我是愛你的。這個八十二歲的女人終於為她刻骨浪漫的坎坷一生劃上了完美的句號。政治女人丁玲，風頭浪尖上的丁玲，我相信一切的因緣際會，一切的榮耀苦難，都隻是因為她無法從根本上逃脫她是一個寫作的女人。她終究隻是一個在時間的風中經受了一切的文學女人。想起丁玲，就不由得想起阿赫瑪托娃，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女神。當古稀之年的丁玲在強製勞動中手上肩上磨出了厚繭，她決心“要在心頭上也磨出厚厚的繭子”以抵禦精神痛苦時，她想到過嗎，這樣的感受在所有的專製社會從來都不是新鮮的體驗，早在俄羅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時代，阿赫瑪托娃就留下了一個文學女人在恐怖年月所能發出的低沉的最強音：“我要連根拔除記憶/我要讓心兒變成石頭/我要重新學習生活”。隻有“讓心兒變成石頭”，隻有“在心頭上磨出厚厚的繭子”，才能不被時間擊倒，不被時間中的一切不潔之物擊傷。才能“重新學習生活”，才能讓文字“作為世間一切的見證”，永遠地留下來。阿赫瑪托娃，這個美麗高貴的詩歌女人，她做到了這一切。多舛苦難的一生，“愛情像烙鐵和烈火”折磨著她，“誹謗到處追隨著”她，她以女性的柔軟之軀一次次地承受來自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石頭一樣的判決詞”，然而，她以最強韌的心靈之力抵抗住了“命中注定要下地獄”的運命，她沒有重蹈好朋友茨維塔耶娃的悲劇，她在時間的盡頭，等到了一個人應該擁有的尊貴晚年和“遲來的榮譽”。然而，就像在過去麵對苦難一樣，麵對榮譽和桂冠，她依舊是平靜的，清醒的，她說：“不可能給詩人添加什麼東西，同時也不可能剝奪詩人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