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畢竟過去了。為了換取這漫長的歲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價。抗戰後第二年秋天我從香港寫信約你到上海，起初你還說打算再做一年教員，後來你改變了主意，離開大水中的天津來上海了。我比你早一個月回到上海，卻一直沒有得到你動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樓上聽見了你的喚聲，我從窗裏伸出頭去，你站在大門前也正仰起頭來看我。是那樣一張黑瘦的麵孔！我差一點兒不認識你了。
我握著你的手，我對你說我要讓你在上海過幾年安靜的生活，你默默地點點頭。我們在一塊兒住了十個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沒法治好你心上的創傷。音樂和翻譯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對工部局交響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你從沒有缺過席，西洋古典音樂的唱片更是你分不開的伴侶（你尤其愛好聲樂，自己也喜歡唱歌）。崗察洛夫的名著《懸崖》在這十個月中譯成了，你又開始作翻譯《奧布諾莫夫》的準備。可是這一切並沒有減輕你的寂寞，相反的它們還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變得更狹小了。
我在法國戰敗後一個月離開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輪船。開船時，我立在甲板上對你揮手，在你旁邊還站著後來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陸聖泉。你在岸上對我微笑，聖泉也對我微笑。我當時哪裏想到這便是映入我眼裏的你們兩人最後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這五年中間我們整整有二三十個月不曾通過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開始了。聖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願給你招來意外的麻煩。在桂林我還接過你的短函，在重慶我卻無法知道你的生活狀況。路完全隔斷了。後來我才聽說你也在暗中打聽我的消息，你也許擔心我在湘桂大戰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犧牲品。事實上我卻很健壯地活在重慶。
“勝利”意外地來了。我最大的快樂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們見麵。我打了電報去上海。回電說你大病初愈，聖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滬。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號的人占去了，我們這類於抗戰無功的人是沒有資格“複員”的。我等待著。等了兩個多月，我趕到上海，你已經躺在病床上了。據說你是在兩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勢不重，就是體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還經過危險期，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靠著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終於好了起來。
那個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屋子裏，你很興奮，拉著我談了許多話。我要你休息，勸你少講話。你說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談個痛快。你還說，每天談幾段，談兩個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說的話談光。我一定不讓你多談，我說有話等你病好了慢慢講。
我在上海住下來，我過的仍舊是忙亂的生活。我還避免和你單獨談話的機會，我害怕多說話使你傷神。你說你的病不要緊，我也以為你的病不要緊，你需要的隻是休息和營養。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來。並且看見你在朋友家裏得著很周到的看護，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剛睜開眼睛就聽見你在病床上自語：“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過溫度後用高興的聲調說的話。我也高興，又蒙著頭睡去了。我萬想不到你這樣騙了你自己，也騙了我。但我的疏忽是應該受指責的。我起初並沒有注意到你病勢的加重，後來還是一個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進醫院去。我的勸告你不肯接受，我又無法強迫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我向你談過幾次，都沒有用。最後你回答我：“過兩天再說。”這樣又拖了兩天。終於你認輸似地說了出來：“那麼還是早進醫院罷，今天我覺得體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著另一位朋友的幫忙，第二天你便住進了醫院。你喜歡靜。病房外麵便是一個幽靜的小花園。透過玻璃窗你可以望見一片綠色。關上房門，屋子裏沒有一點兒聲音。“三哥，你滿意嗎？”有人問你。“滿意。”你點頭回答。我們預備讓你在這地方至少住兩個月。誰也沒有料到，你就隻有七天的壽命。
在這七天中你似乎並沒有痛苦。對於詢問你病狀的人，你總是回答：“蠻好。”就在你臨死的前兩天，你還是覺得自己“蠻好”。沒有呻吟，沒有叫號，你安靜地躺在床上，並不像一個垂危的病人。那個晚上，我在病房裏陪了你一個整夜，你時眠時醒，好像要對我說什麼話，卻始終講不出來，我聽見的隻是一些斷續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動。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靜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對我們講話。看得出來你的精神更差了。我們雖然擔心你的體力支持不下去，卻沒有想到你那麼快就離開我們。你自己不相信你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你會死。可是死突然來把你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