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市場觀望氣氛濃重，房價環比跌幅增大。根據6月30日中國房地產係統百城價格調查數據，6月份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10923元，比上月下跌0.5%，連續第2個月下跌，跌幅擴大0.18個百分點。且71個城市環比下跌，29個城市環比上漲。二、三線城市跌幅較大，一線城市有漲有跌。國家統計局公布6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55個環比下跌，7個持平，8個上漲，北京環比上漲0.1%，上海廣州深圳下跌，房價全麵步入下行通道。
四是關於形勢的判斷出現分歧。有人認為房地產下跌已經到底，出現了拐點，有人認為並非如此，而是階段性調整；有人認為房地產業進入嚴冬，風光不再，甚至預言樓市泡沫很快破裂，有人認為隻是從俯首即拾的遍地黃金時代進入了白銀時代。進而關於政府該不該救市也形成了對立的兩種觀點。
五是政府調控政策和行為的變化。5月12日下午，央行副行長劉士餘召開住宅金融專題座談會，研究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和改進住房金融服務有關工作。工、農、中、建、交等15家銀行參會，會議要求滿足首次普通商品住房的貸款需求，及時審批和發放符合條件的個人住房貸款。此舉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住房貸款的資金壓力，但對市場的刺激作用有限。與此同時，從年初開始，杭州、南京、北海、天津、蕪湖等出台了各種救市措施，近期沈陽、濟南、呼和浩特加入，救市的方式包括降低限購門檻、稅收減免、優惠補貼、放鬆非戶籍資格審查、出台購買住房落戶政策等，呼和浩特成為第一個發文取消限購的城市。5月22日，住建部一位相關的司局級人士確認，年初以來，部裏的定調就是，“除北上廣深之外，其他城市的限購政策可以自行調節，尤其庫存過大的地方。但不會明確發文。”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的確嚴重，政府調控政策也基本失敗。且不管其本身的情況，隻要看一看社會反應就不難明白，北京電視台的《生活廣角》、《第三調節室》和《誰在說》等欄目，充斥著為爭房產、爭宅基地夫妻離婚、父子爭議、兄弟打架，70、80歲的父母無人贍養，甚至多套住房而無房住。由此可見，這是一項多麼糟糕的政策。
現在就說樓市泡沫即將破滅，為時尚早，但是世界上有沒有不破的樓市泡沫，至今尚未看到，中國能否成為例外，還需拭目以待。樓市發展十多年，政府調控十多年，問題不僅沒有緩解，而且越來越嚴重，現在是左右為難，漲也不是，跌也不是。而且限製越多，包括取締小產權房等政策，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更加困難，人口城市化與土地城市化的差距越來越大，讓人們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願景隻能在夢中出現。
至於政府政策調控的變化，也證明了我們以前的分析。中央政府是矛盾的，為了安撫老百姓，就得調控樓市；為了穩增長，又得依靠樓市，麵對目前的情況，樓市政策就得鬆一鬆。地方政府的利益與樓市高度相關，去年的土地出讓金4.1 萬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50―60%，占地方政府性基金的80%，與房地產有關的稅收2.3萬億元，占全部稅收收入的15%。這也說明了上述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房地產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地區性市場，一二三線城市不同，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想一刀切地用一個統一的政策管理本身就是空想，更何況限購這類計劃經濟時代的傳統辦法本身就不得人心，下半年進一步取消限購和降低稅費的地方還會進一步增加。
貨幣政策分析
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貨幣政策在穩增長中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國務院多次布置，貨幣當局也頻頻出手，除了前述央行召開住房金融專題座談會，要求執行房貸政策以外，其他重要舉措並舉。
銀監會正式表示，在保持75%法定存貸比“紅線”不變的情況下，從7月1日起，調整存貸比構成，以緩解銀行存貸比達標的壓力。調整的事項是，包括“三農”和小微企業金融債券在內的6項被從存貸比分子項下扣除，同時新增大額存單等2項計入存貸比分母項。
央行加緊公開市場操作，除了一般政策工具以外，首次將雙邊貨幣互換的外幣資金4億韓元（約合240萬元人民幣）供給商業銀行，用以補充流動性。從理論上講，從2009年開始，中國央行先後與23個境外貨幣當局簽訂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有2.5萬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外幣資金可以動用，此次動用的規模十分有限。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繼4月25日央行定向降低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以後，又於6月9日宣布，從6月16日開始，再次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並將定向降準適用的範圍擴大，凡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都在降準之列。據悉，包括民生、興業和招商銀行在內的數家股份製商業銀行均已達標，開始實施定向降準。據申銀萬國估計，此次降準釋放的資金規模為600-700億元，加上上次，縣域金融機構降準釋放的600-1000億元，共釋放資金1200-1700億元。市場分析認為，在短短50天內，央行兩度降準，向市場釋放了積極的信號，市場資金麵有望繼續保持目前相對寬鬆的狀態，年中錢緊的預期和情況也趨於緩解。
在新的情況下，貨幣政策麵臨很大挑戰，有人概括為：貨幣供應量的控製是“鬆不得，緊不得”；資金價格是“上不得，下不得”；對待影子銀行是“左不得，右不得”。這一描述概括形象恰當。不過，我們想專門討論一下存款準備金率的問題。
存款準備金是一項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其安排是通過要求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繳存法定準備金，來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發揮間接控製貨幣供應量的作用。1984年，我國開始建立存款準備金製度，央行按照存款種類規定存款準備金率，1987年統一為10%，經過幾次調整，1999年11月21日調整後為6%。進入本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彙率政策失誤，隨著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引進外資的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國際收支出現持續雙順差，外彙儲備大量增加，6月末已達3.99萬億美元。但是，為了維持所謂彙率穩定，央行大量投放人民幣買入外彙，形成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為了防止由此帶來的貨幣供給過度擴張，央行一方麵發行央票進行對衝，另一方麵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進行幹預。比較而言，提高存準率比發行央票成本低，見效快，於是央行頻繁地調升存款準備金率，使得這樣一個不宜經常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的貨幣政策中占據了主體地位，成了起決定作用的政策。從2003年以來先後調整41次，其中，調升32次，調降8次，1次未調（2008年9月25日區分了大、小金融機構，大機構未調，小機構存準率定為16.5%，比大機構低1個百分點）。以至大金融機構的存準率最高達21.5%，小金融機構達18%，接近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