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安國特別刻意回避和親政策作用有限而屈辱無窮。漢文帝雖然堅持和親政策,卻遭到匈奴三次大規模入侵——第一次在漢文帝前三年,冒頓單於派右賢王大舉入侵,一直打到河南之地(現在甘肅、內蒙交界的那片河套地區)。漢文帝派丞相灌嬰,當年劉邦的騎兵司令,率領八萬多騎兵去殲滅這個右賢王。結果這個右賢王的軍隊在河南之地搗亂了一個多月才撤了,而漢朝卻因為重兵北調而內部空虛,濟北王劉興居乘機發兵襲擊滎陽企圖奪取中原,孝文帝隻得匆忙收兵回去平亂。第二次在漢文帝前十四年,老上單於率領十四萬騎兵攻入朝那、蕭關,殺死了北地都尉孫印,搶掠了許多人口、牲畜、財物。然後匈奴又到了彭陽,派騎兵突入回中宮,放火焚燒,匈奴的偵察部隊長驅直入離長安三百裏的甘泉宮,氣得漢文帝不顧朝臣們的反對要禦駕親征,最後還是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後出麵幹預,漢文帝才放棄親征,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出動戰車千輛,騎兵十萬,在長安城附近駐防,以防備匈奴入侵;又任命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任命寧侯魏邀為北地將軍,任命隆慮侯周寵為隴西將軍,束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出動大批戰車、騎兵去攻打匈奴。老上單於在塞內搗亂了一月有餘,漢軍趕走了匈奴人也就回來了,沒能夠殲滅敵人。匈奴日益驕橫,每年都入侵邊境,許多百姓被殺戮,以雲中郡和遼東郡最嚴重,每郡被殺的有一萬多人。第三次在文帝後六年,軍臣單於大舉入侵上郡、雲中郡,每郡有三萬騎兵進犯,被殺死的人很多,被搶去的財物更是不計其數。漢文帝派了三位將軍率軍分別駐紮在北地郡、代地的句注山、趙地的飛狐口,沿邊境居住的吏民也緊守險要以防備匈奴入侵。又設置三位將軍分別駐防在長安城西的細柳、渭河北岸的棘門和霸上,以防備匈奴。匈奴騎兵侵入代地的句注山邊,漢軍報警的烽火傳到了甘泉、長安。等到漢軍主力幾個月後開到了邊塞,匈奴人已遠離邊塞而去,漢軍隻能白白奔波一趟。一年多以後,漢文帝就含恨去世了。

王恢也是個老江湖,他幹脆對漢皇帝的屈辱完全避而不談,而強調時勢的不同:“我對禦史大夫的說法也無法認同。我聽說五帝的禮儀互不因襲,三王的禮樂也互不重複,這不是故意背道而馳,而是各代製定法令禮儀都必須適應時勢的變化。況且高皇帝親自披堅執銳,餐風宿露,頂霜冒雪,橫行天下幾十年,他之所以忍辱負重不去報複平城之難的怨恨,並不是因為力量不足,而是因為順應天下老百姓休養生息的心願。今非昔比,我們國家已經富強了,邊境卻仍然屢次遭到侵擾,士兵傷亡慘重,中國境內靈車相望於道,這是令仁人誌士痛心疾首的情況。我堅定地認為必須進行強有力的反擊,才能避免這種悲劇繼續演下去。”

王恢這番話使劉徹想起賈誼《治安策》中的一段話:“現在,天下的形勢,正像一個人被倒吊著一樣。凡是天子,本來都是天下的頭顱。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天子的地位至高無上。蠻夷,本來是天下的腳板。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們是卑賤的屬臣。現在恰恰相反,匈奴態度傲慢,侮辱漢朝,侵占土地,掠奪財物,對漢朝的冒犯沒有限度,給天下製造的禍患沒有盡頭;但是漢朝卻還每年向匈奴奉送大量的黃金、絲棉和絢麗的絲織品。蠻夷向漢朝發號施令,這是行使人主的權力;天子向蠻夷恭敬地納貢,這是在行使屬臣的禮節。腳反過來在上麵,頭反過來在下麵,顛倒成這個樣子,卻誰也不能解救,這還能說國家有賢能的人嗎?還不僅僅是頭腳倒置問題,還有足病,而且又有風病。足病,衹是局部性疼痛;風病,則是一大片地方疼痛。如今西部和北部的邊郡,即使爵位很高的人也不能輕易免除兵役,從老至幼都因為戰備而不得安寧,哨兵要日夜了望烽火而不得休息,將士無論寒暑都披著鎧甲睡覺,所以我說這相當於一大片地方疼痛。本來醫生能夠治愈這種病,但是陛下卻不讓他治,這是應該為之流淚的事啊。”

其實,和戰辯論會一直有一位重量級的參與者,他的發言對劉徹最有影響力,但隻有劉徹一直聆聽他的建議——他一直坐在劉徹的心裏,他就是賈誼。劉徹對賈誼的《治安策》滾瓜爛熟,他特別佩服賈誼高瞻遠矚的政治見解,十分認同賈誼征服匈奴的主張,自然支持王恢的觀點。

但韓安國並不知道劉徹是帶著賈誼來開會的,他內心認為劉徹是年少輕狂好大喜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為國家利益著想執著地堅持反對意見:“我不能苟同大行的觀點。我聽說沒有十倍利益,不值得改換職業;沒有百倍功效,不值得變更常規,因此古代的君主謀劃事情時必定遵循祖宗成法,發布大政方針前也要查問典籍,這是慎重其事的緣故。況且自夏商周三代興盛至今,夷狄從來都沒有跟隨中國改正朔易服色,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威嚴強大不足以製服夷狄,而是因為遠方荒蕪的土地和野蠻的民眾,不值得中國去操心。況且,匈奴的軍隊剽悍敏捷,來如疾風,去似閃電,他們專業從事畜牧,習慣彎弓打獵,追逐禽獸,跟隨水草,居無定所,很難控製。現在如果發動戰爭,讓邊郡的老百姓長期荒廢耕織,而把對付匈奴作為家常便飯,這樣做勢必得不償失。我因此認為不輕率開戰更有利。”

王恢這回是有備而來,他提高聲音反駁說:“我聽說鳳鳥乘風,聖人乘時,都是善於借助時勢。從前秦穆公定都雍地時(今陝西鳳翔南),領土隻有三百裏方圓的一塊小地方。他借助時勢的變化,攻占了西戎的土地,開辟疆土千餘裏,吞並了十四個小國,也就是現在的隴西郡和北地郡這片地方,從那時開始成為秦的領地。後來蒙恬率領軍隊為秦國進攻東胡,開辟領土數千裏,又借黃河為邊界,壘石塊為長城,種榆樹為屏障,使得匈奴人不敢到黃河邊飲馬,必須設置烽燧然後才敢放牧馬群。所以我認為匈奴隻能以武力征服,而不能以仁義感化。現在以中國的強盛,萬倍於匈奴的物資,隻要用百分之一的力量去攻擊匈奴,就像用強勁的弩機去射擊將要潰破的疽瘡一樣,必然勢不可擋。假如再在西北邊鼓動匈奴的另一個仇敵月氏國,聯手夾擊匈奴,是完全可以使匈奴臣服的。所以我還是堅持應該以武力還擊使匈奴臣服,才能保證北部邊境永久的安寧。”

王恢這番話又使劉徹想起賈誼《治安策》中的另一段話:“陛下怎能忍受以堂堂皇帝的稱號去作匈奴的諸侯?地位既卑下屈辱,禍患又不因此停止,長此下去,哪有盡頭?出謀獻策的人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這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沒辦法解決,太缺乏治國安邦的才能了。我個人估計,匈奴的人口隻不過相當於漢朝的一個大縣的人口;擁有廣大天下的漢朝,卻受困於隻相當於一縣人口的匈奴,我深為執政的大臣們羞愧。陛下為什麼不試一試任命我為屬國之官去掌管匈奴事務呢?如果實施我的計策,一定可以勒住單於的脖子而掌握他的生死命運,降服中行說而鞭打他的脊背,使整個匈奴都聽從陛下的命令。現在不去征服敵人而去獵取野豬,不去緝拿叛臣而去捕捉兔子,沉湎於微小的娛樂而不謀求解除巨大的禍患,這不是使天下安定的做法啊。陛下的威德本來可以遠遠施加於四海之外,而現在距離長安僅僅隻有數百裏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嚴和政令就行不通了。這又是應該為之流淚的事啊。”

劉徹想到這裏,更加堅定了反擊匈奴的決心。劉徹早在公元前138年,即他十九歲那年,就招募張騫出使西域聯係月氏國結盟抗擊匈奴,但一直沒有音訊。聽到王恢現在又提到這事,他情不自禁地點點頭。

韓安國明知道劉徹決心抗擊匈奴,但他還是想說服劉徹回心轉意。韓安國將理由總結得更充分更有條理——韓安國將不能打的理由歸納成三條:“第一條理由,找不到。我們派那麼多軍隊到無邊無際的大草原,大戈壁,去追擊居無定所的匈奴民族,說得誇張一點無異於捕風捉影,能保證找到他們嗎?第二條理由,打不贏。我聽說凡用兵打仗一定要以飽待饑、以治待亂、以逸待勞,這樣才能夠戰無不勝、伐國破城、坐而製敵。這是聖人用兵的原則。我又聽說,疾風到了衰竭時的力量吹不起羽毛,飛箭到了終點時的力量穿不透薄綢。凡強盛必然有衰弱,就象有日升必然有日落一樣。我們如果動員所有的軍隊輕率進攻,長驅深入,是很難獲得成功的。這是因為縱向深入則兩翼容易被夾擊威脅;橫向深入則中路容易被攔腰截斷。前進得太快,糧草就跟不上;前進得太慢,戰機就抓不住。這麼多的人馬,急行軍不到一千裏,就人馬都會缺少糧食。陷入這種困境,就會像兵法上所講的‘遺人獲’,就是把軍隊送給敵方俘獲。第三條理由,劃不來。即使廢盡九牛二虎之力僥幸打贏了,占領了大草原大戈壁,又有什麼用?我們是農耕民族啊,我們打算在大草原上開荒種糧食,還是打算在戈壁灘上養雞鴨?主張用兵的人是否還別的神機妙算,可以穩操勝券擒獲敵人,這就是我難以想象的了。不然的話,我看不出冒險深入敵境會什麼好處。所以我始終認為要在處理匈奴的問題上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