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日本正倉院藏中國唐代綢緞上的獅舞圖案和《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誌二》記載的師舞均屬從南洋傳入的獅舞，那麼元、白兩詩人描寫的西涼伎獅舞和[唐]段安節著《樂府雜錄·龜茲部》記載的獅舞便都是從西域傳來的獅舞。試看唐朝詩人白居易《新樂府·西涼伎》詩描寫西域傳來的獅舞：“西涼伎，假麵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裏。紫髯深目兩（一作羌）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一作道是）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元稹《樂府古題·西涼伎》：“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唐]段安節著《樂府雜錄·龜茲部》記載：“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紅抹額，為古代武士束額的頭巾。拂子（梵文vyajana ），用以拂除蚊蟲的用具，即在柄上紮束獸毛、棉、麻等而成者，功用與尾同，而形狀各異；又單稱拂，或稱作拂塵。在印度，一般皆用此物拂蚊。獅子郎“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直至近代獅燈，逗樂取笑的“笑頭和尚”亦是這般打扮。段安節（生卒年不詳），唐末人，唐初名將段誌玄後裔。昭宗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度曲。其書大概成於昭宗乾寧年間（公元894—898年）。元、白兩詩人描寫的西涼伎獅舞，其時在唐憲宗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顯然，時至晚唐，外來的獅舞已經同中國曆史文化相融合，中國化之獅舞的舞人、舞容、舞姿、舞樂和獅子郎大致定型，並逐步擴散到民間，成為一種中國民間表演藝術。
至遲到晚唐時候，巴蜀也出現了獅舞。證據有二：
其一，[唐]樊綽撰《蠻書》卷十引《夔城圖經》記巴人風俗雲：“夷事道（[唐]李延壽撰《北史·泉人山傳》：“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蠻事鬼。初喪鼙鼓以為道哀，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俗傳正月初夜，鳴鼓連腰以歌，為踏蹏（蹄）之戲。五月十五日招命騎健，畫楫圖舟，十船同角，千人齊聲，唱鼓扣舷，沿江騰波而下。俗三月八日為大節，以陳祠享，振鐸、擊鼓、師舞為敬也。”[6] 師舞，就是獅舞。《夔城圖經》不載《隋書·經籍誌》，而為《蠻書》所引，至少是唐代作品。樊綽生平不詳，隻知他為宦於唐懿宗鹹通（公元860—874年）年間，鹹通五年（公元864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也許，《蠻書》即成於夔州幕府任上，巴人舞獅的風俗可能為他親眼所見。
其二，四川大學博物館珍藏的邛崍唐龍興寺石刻遺物中有一件立體石刻舞獅塑像，通高25.3厘米，青砂石，有彩繪遺痕。[7]其造型為：廣額大口，環眼如鈴，前足奮舉騰空，從折斷的粗壯殘腿痕跡看來，好似持獅頭的舞獅人騰空的大腿；左邊傍獅偎依著一嬉笑調皮的大頭童子，其右手持牽獅之繩，右足前蹬，左手作撫獅搔癢狀，此笑麵大頭童子應為導引逗弄獅子的“獅子郎”（笑頭和尚）。這件邛崍唐龍興寺舞獅石刻的工匠造型構思的靈感，應該來源於當時西蜀民間或邛崍龍興寺廟會舞獅的風俗場景。四川大學博館珍藏的邛崍唐龍興寺石刻遺物中，有許多大小不等的帶年號的經幢，其年號有：（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唐文宗）太和二年，（唐文宗）開成五年，（唐武宗）會昌二年、三年，（唐宣宗）大中三年、十二年、十三年，（唐懿宗）鹹通五年、八年等。[8]因此這件舞獅石刻的製作可能為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至唐懿宗鹹通八年（公元867年）這段時間，亦即是說，至唐代晚期，巴蜀大地已普遍流行舞獅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