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蘇軾枯木情結緣由分析
（一）家庭環境的陶冶。
蘇軾的父親蘇洵是一個收藏大家。他除了收藏有百餘幅高品質的畫作外，還兼收並蓄一些奇異的東西，如木假山、怪石、枯藤做的酒杯等。由於蘇洵好怪異，於是朋友隻要有奇異古怪的東西都贈與他。
蘇軾有《詠怪石》說：“家有粗險石，植之疏竹軒。”蘇軾小時候就對奇形怪狀的東西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注意搜集。“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1]可見蘇軾在父親蘇洵的影響下，逐漸對怪異的木石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貫穿於生命的始終。
（二）文人氣格的凸顯。
中國文化的傳承與主體構建幾乎可以說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是“達、退”造就了文人雅士追求的境界；又由“淡薄與趣遠”之心，達到“反常求異”的境地。魏晉時期出現的“竹林七賢”即為顯例。
宋代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它應該就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立足點了。它有一個“憂”的基調。這是一個以儒家為主而糅合了道與禪的“憂”。蘇軾作為傳統文人，可謂亦官也文。在他身上更體現出強烈的文人精神及其“憂”的情結。中國文人一般以儒家忠君治民思想為情懷，又以道家與禪宗為精神釋放的港灣，因此其“達、退”升華下的“憂”的文人情結更為凸顯。在蘇軾，他乃以忠君愛民為追求，在大起大落中走完自己的一生。他的“憂”的情結讓他一生漫溢出蕭瑟、淡遠與求異的意趣。這樣，在他的詩文、雜感、題跋中反複出現枯木、怪木、衰草就非常合理了。
（三）人性魅力的折射。
蘇軾一生為官，先後輾轉出任過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潁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方官員，也出任過兵部尚書、禮部尚書、中書舍人等中央大員，可謂大起大落。他在最艱苦的時候仍能保持一種操守，那就是獨立的人格，敢於堅持自己的政見。
蘇軾在《詠怪石》一詩中，借夜夢怪石，聽其自道身世的手法，讚揚其“意欲警懼驕君悛”、“萬牛喘汗力莫牽”、“震霆凜霜我不遷”的節操氣概和“雕不加文磨不瑩”的天然本色，當是以怪石自況。他作為四朝老臣，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能上書直言朝政之弊，進行尖銳的批評。這正如《詠怪石》詩所言，為使君王有所警懼，對政治錯誤能夠悔過，他乃不畏“震霆凜霜”。回過頭再看蘇軾的《古木竹石圖》中的枯木盤旋怪異，與一般的木葉相去甚遠。其特節獨立，儼然是作者自己操守的一種體現。蘇軾的自題畫詩說得最透徹：“枯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他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飽經坎坷，憤懣不平之氣交織於心，遂發諸毫端，借枯木怪石以泄胸中盤鬱，並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詩詞文中的枯木、古木、衰草、老藤等意象當是對人生的一種思考，亦是其思想獨立的寫照。
（四）狂禪之風的影響。
唐末五代至兩宋，佛界興起一股狂禪之風，給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禪宗主張“自心是佛”。初期禪宗強調“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內見自性不動”（《壇經》），把自性放到了高於一切的位置。同時，初期禪宗也反複指出“自性本淨”的道理，人人都有佛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狨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壇經》）。到了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的時代，則進一步強調“平常心是道”，把“自心”進一步具體化，把佛性與日常用事聯係起來，強調自心對個人欲望的順從，“要困即困，要眠即眠”。
蘇軾作為文人的典型代表，喜好交遊，同僧人的交往頗為密切。與之交遊者，即有嵩禪師、大覺禪師、辯才法師、寶月大師、海月長老、圓通長老、秀禪師、佛印禪師、小本禪師等名僧。他與天竺辯才禪師交遊後，曾有感而發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