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載：“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製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製氏不相遠。”[5]《漢書》這段記載即是說：古樂早已有了，但後來散失，及秦而驟滅，漢初朝廷“廣開獻書之路”，像河間獻王這樣的人，以其地方的力量，搜集古書古樂。他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整理出一部《樂記》來。
《漢書·藝文誌》認為劉德與毛生等是《樂記》的作者。沈約《宋書·樂誌》本此說：“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製氏不相殊。”《隋書·音樂誌》載沈約的奏答、《舊唐書·音樂誌》也有類似看法。
其實，說《樂記》被發現或者產生於西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漢武帝為統治的需要，於建元五年（前136年）確立“尊儒重書”國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京師立太學，設《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儒家本該有“六經”，因為《樂經》佚失了，所以隻有“五經”。
但是，“五經”博士的設立，必然使某些儒士們在為《樂經》佚失而遺憾的同時，產生尋找《樂經》甚至再造《樂經》的願望。那麼，“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依據《易》、公孫尼子、《荀子》等論及音樂的“先秦舊書”，或者再加上他們的組合、編撰，推出了《樂記》，可以說乃是當時的時代需要。即是說：《樂記》成書於西漢，但其思想資料來源於先秦諸子言樂事者。
三、劉德向朝廷獻書功莫大焉
“劉德獻書”發生在中國大一統的封建專製政權建立後，劉德本人“獻書”的初衷、功績和遭遇卻頗有戲劇性。
經過艱苦的搜集、整理、校勘，劉德整理出大批的正本書籍。因為朝廷確立了“尊儒重書”國策，這對於一心想要振複儒學的劉德有極大鼓舞，所以就滿懷信心地帶上河間國內的儒學研究成果，奔赴長安，進獻朝廷。這對於當時書典十分匱乏的漢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因為當時各諸侯王和重臣們也有獻書獻策者，但多是一些雜家所論，沒什麼參考和收藏價值，唯劉德所獻之書，才稱得上真正的儒家經典，又多是“精品”。所以，史載劉德多次車載《詩》《書》等古籍應詔入朝，漢武帝劉徹看到劉德帶來這麼多書籍獻於朝廷，十分高興，每次都要舉行隆重的接書儀式，並在“三雍宮”召見。
據裴駰《史記集解》引《漢名臣奏》：“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6]劉德在京師長安期間，還和一些儒臣進行過儒學討論。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就記載有與劉德的對話，並涉及《孝經》，而《孝經》也是劉德所收集上來的佚書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誌》轉引宋代陳振孫的話說：“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
據《隋書·經籍誌一》記載，河間獻王劉德向朝廷所獻之書有：《士禮經》，合56篇，並記威儀之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155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於傳論之學者。《周官》蓋周公所製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進獻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劉德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周官》6篇奏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131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而又得《明堂陰陽記》33篇、《孔子三朝記》7篇、《王史氏記》21篇、《樂記》23篇，凡五種，合214篇。
“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之後的這214篇，後來經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85篇，謂之《大戴禮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46篇，謂之《小戴禮記》。這就是流傳至今，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很大的《禮記》
在劉德獻書之時，漢朝廷所立的五經博士均講授“今文經學”。今文經學是按照當時實用政治的需要解說儒家經典，學術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與今文經學相對的是古文經學，古文經籍是用先秦古文字書寫而成的典籍。古文經典書籍的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漢景十三王之一的魯國恭（共）王劉餘“孔壁藏書”，另一便是劉德所搜集之書。漢代學者訓詁解釋這些古文經籍，從而形成“古文經學”，此即《隋書·經籍誌》所載：“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學者）參而考之，以成其學，謂之‘古學’”。宋元間學者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說：“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