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書的保存和流傳都需要書寫，尤其在東漢以前，沒有紙，沒有印刷技術，寫在竹簡上的書經過多少次傳抄就容易出錯；能夠流傳下來，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對流傳到今天的古籍，千萬不要輕易否定，而需要格外珍惜。
具體到《尚書》這部中國最古老的著作，如下幾點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作為《尚書》的原材料——夏商周的曆史文獻在春秋戰國時期從總體上說是佚失了，但散落在民間的還有不少，所以在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還可以零星見到，在地下文物發掘中也偶爾可以見到。這些曆史文獻也肯定有人整理過，甚至是多人整理過，這即是傳說中的孔子百篇《尚書》。
第二，秦始皇統一文字，焚書坑儒，以及秦末農民戰爭等原因，包括《尚書》在內的古代典籍大多散失了。後來出現的今文、古文《尚書》是很難得的了，應該肯定；尤其是梅頤在古《尚書》久已失傳之際，彙輯、保存了這批古籍材料，使當時久已失傳的《尚書》得以再現，是他的重大曆史功績。
第三，在沒有紙和印刷技術的時代，古籍靠抄寫而流傳，伏生《尚書》還是靠的記憶和口傳，所以，《尚書》文本有文字差異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第四，因為夏商周的曆史文獻在春秋戰國還有不少散落在民間，所以在《尚書》的流傳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篇章出現。例如，伏生《尚書》本隻有28篇，後來又在民間獻書中發現了《泰誓》，才成為29篇的。現在“清華簡”的發現，應該就類似於這種情況。梅頤所獻《尚書》，與漢代孔安國的古文傳本並不完全相同，實際可能是晉代民間學者所彙輯的，可能也吸收了晉代出土的《汲塚竹書》中有關文獻，如《漢塚周書》等。
第五，在我們這個大國，能出現多本不同的書應該是文化幸事。通過這些不同的書，我們才能接觸到已經離我們遠去的時代。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一批竹簡的發現就輕易地否定另一批與之不同的資料。例如，《尚書》中的《禹貢》篇，是最被認為是“偽書”的。清代以來，康有為認為《禹貢》是春秋後期的孔子所作；王國維認為《禹貢》為西周初期的作品；顧頡剛則認為《禹貢》是戰國時期的作品；還有的甚至認為，《禹貢》成於秦漢之際；等等。但是，近年發現的距今2900年的，目前所知是中國最早的關於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獻記錄——西周遂公盨，它不僅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甚至也證明《禹貢》並非是戰國時期的著作。在“遂公盨”的98字銘文中，開張即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10]這與《禹貢》開張的“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是多麼一致。所以，對司馬遷認可的，因此才全文收入《史記》的《禹貢》，需要重新認識。所以，除非是有明確證據證明為後出的偽造之文，就不要輕易地稱某書為“偽書”。
根據以上的認識，“清華簡”的發現和研究，意義很大，它豐富了《尚書》的內容。但是，“清華簡”也隻能作為《尚書》曆史、真偽等問題的研究參考，還不能簡單地作為衡量標準。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思路，“清華簡”屬於“來路不明”。真要這樣較真，哪裏還有中國遠古文化呢？所以，“清華簡”不可能就證明“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實是一部偽書”，說它就“為多年來古文《尚書》真偽之爭畫上圓滿句號”顯然是錯誤的。
注釋：
[1] 張建鬆：《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係“偽書”》，《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月5日。
[2]參見（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
[3][4]（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中華書局1999年“二十四史”橫排本。
[5][6]（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2006年版。
[7]《尚書·周書·多士》。
[8] 馬雍：《〈尚書〉史話》，中華書局1982年版。
[9]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10] 李學勤：《論遂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作者單位：四川農業大學成都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