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當時即被國家視為瑰寶，立於學官。唐初孔穎達受太宗詔命為之作注，此後遂頒行天下。這個傳本一直流傳至今。
自今文、古文《尚書》出現後，關於《尚書》傳本的真偽之爭就產生了，尤其是對於梅氏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特別是不同於漢傳本的25篇的真偽問題，自北宋以來就存在討論。清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囊括前說，在朱熹以迄梅賾等人的辨偽方法和考證成果之基礎上，共舉128條證據以證古文《尚書》是魏晉間某人的作偽。該著發表以來，有黃宗羲與之作序，錢大昕給他作傳，又有兩朝皇帝予以盛讚，紀曉嵐為其定案，還有姚際恒、惠棟、程延祚、崔述等人繼此補證……學界自此幾乎認定古文《尚書》為偽書。與此同時，也存在諸如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類的異聲。關於《尚書》文本真偽之爭，延續了上千年，並沒有一個結論。
二、《尚書》傳本真偽之爭有個大問題：缺乏參照物
筆者認為，上千年的《尚書》文本真偽之爭有一個極大的闕失：判斷《尚書》文本的真偽，需要正確的《尚書》文本作比較，可是，這個正確的、最早的《尚書》文本在哪裏？曆史上有這樣一個文本嗎？
“尚書”一詞的本義是指中國上古國家檔案文件的彙編。中國上古國家檔案文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保存的，現在還不能斷言，但從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7]，可知商代已經建立了保存檔案的製度。周代接收了商代的曆史檔案，並進一步發展了史官製度，史官們把屬於同一時代以及涉及那個時代的文獻編在一起，稱為“書”，並以朝代作為區別，遂產生了“夏書”、“商書”和“周書”。這些按朝代分編的曆史文獻應該就是《尚書》的前身。
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家，他在整理古籍、提倡學術和普及教育方麵起過很大的作用。他經常和弟子們講論《詩》《書》，使這些文獻得到更為廣泛的流傳。正因為這樣，後世的儒家才把《尚書》奉為經典；也因為這樣，後世遂有人對孔子和《尚書》的關係才產生了一些牽強附會的傳說。從西漢以來，就有人認為原有的《尚書》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刪掉了其中絕大部分，編成百篇本《尚書》並寫過《書序》，認為現在《尚書》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寫的。這些傳說曾長期流傳於學術界，成為傳統的說法，實際上是不可靠的。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許多學者的著作都曾引用過類似於《尚書》的曆史文獻，如《墨子》《管子》《孟子》《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等書，都直接引用過“書”中的詞句。這些引文有的見於今天的《尚書》，有的不見於今天的《尚書》，有的和今本《尚書》中的詞句大同小異。它們雖然隻是片言隻字，卻證明了：雖然孔子為教學的需要整理過“書”作為教材，諸子百家為學派宣傳的需要也對“書”有選擇地進行過使用，但是，在那個時代，“很大的可能是並沒有編成定本的《尚書》”[8]。
這即是說，《尚書》本來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書，它是在曆史的不同時期，需要者根據手中掌握的夏商周曆史文獻而進行的編本。而這樣的編本，當然也就不能排除其中有“偽”的篇章。
三、關於《尚書》之“偽”的曆史分析
嚴格地追究起來，流傳到今天的古籍，可以說每一部著作都有“偽”的成分。
司馬遷的《史記》，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9]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司馬遷也因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但是，誠如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指出的一樣，司馬遷《史記》的全本，或是他沒有最後完成，或是完成後有佚失，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能不能因此就說《史記》也是一部“偽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