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成都平原裏麵，到處都長起竹樹野草，荊棘蓬蒿，晚上則有成群的狼嚎，可怕的虎叫。這家來自幾千裏路遠的移民，便在距離成都北麵八十裏路，新繁和彭縣交界的平原上，靠著水構，割下蘆草，迭起茅蓬，將自己一家人安頓下來，又把自己力氣能夠開墾的土地，用樹枝插起，作為占有者的標記。從此土地有了，也遠離了漂泊的痛苦。但開荒和耕種的艱難，卻一長串地擺在後頭。割草、砍樹、挖土、開溝、擊殺毒蛇、驅逐野獸，終天過著緊張而勞苦的日子。[4]
但事實上是，《湯氏族譜》的記載卻是：艾蕪的湯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寶慶府武岡州（今武岡縣）高沙柿楊家橋（今屬洞口縣），而絕非“湖北麻城縣孝感鄉”。20世紀80年代《湯氏族譜》發現後，尤其是李義讓、莊巨川《艾蕪先祖入川考》一文發表後，這個問題再次引發學界的關注。90年代一次在四川省文聯大樓召開的“四川省魯迅研究學術討論會”上，我曾當麵詢及當時擔任“四川省魯迅研究會”會長的艾蕪先生，請教他如何解答關於其家族來源曆史的說法矛盾，他的回答很幹脆：“當然要依照族譜的說法！”
艾蕪17歲（1921年）離開家鄉去十多公裏外的省城成都求學，21歲（1925年）離開四川而“南行”。在這21年中，艾蕪應該是要參加每年至少二次的家族祭祀活動（春節團年、清明會）。在活動中，由家族長老或族長領祭祖先，追溯本族源遠流長的曆史，宣講祖上艱苦創業、勤儉持家的優秀品格，用家族中的成功人士和曆史名人的事跡激勵族人奮發努力……這些口傳家族曆史，應該說是深深植根於艾蕪的記憶之中，絕不會弄錯。這就是他在《我的幼年時代》中描述的：
成都平原的人家，對於祖宗的墳墓，每年大約祭掃兩次。第一次在清明時節，但隻限於高祖曾祖為止，他們的墳墓，大都因子孫耕種的田地，距離不遠，或者竟在住居的院落旁邊。祭掃的時候，用不著走多少路程。隻有在冬至節這個時候，便把祭掃的範圍擴大了，首先就是要向上川來的祖先，致我們最敬的追念。有些人家要走一兩天的路程去上墳。[5]
問題在於，21歲之前的艾蕪，尚未發生興趣查閱自己《湯氏族譜》，後來在外地回眸湯氏家族曆史時，卻無條件回鄉去查閱族譜。他有關家族的所有知識，都來自“口傳”。雖然，他清楚地知道本族曆史這“都是有族譜可考”，但真正銘刻在他大腦深處的卻是自己的湯氏家族是“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填川”的“傳聞”——即“最記得的，還是關於上川來的祖先一些傳說，這流行在家族中，也為上墳的子孫常常講起”。問題在於，艾蕪並未發表過文章糾正原來對自己家族曆史的“誤讀”。[6]
三
艾蕪曾在《我的幼年時代》中解釋他的原名“湯道耕”含義：“可以由我的本名說明這家姓湯的人家，對於土地的工作，有著怎樣深厚的感情。”他還回憶過祖父對家人的告誡：“我們的祖先，勤快，儉省，不怕辛苦，這三點，都是我們後代兒孫應該學的！”
在《童年的故事》中，艾蕪還用了較大的篇幅，記載四叔父與父親之間關於從湖北麻城縣孝感鄉移民四川的原因和經過的談話，記錄了他們關於張獻忠“剿盡四川人”傳說的敷衍。（第227—第229頁）“譜上明明白白寫著的，講我們上川來的祖人，從湖北來的時候，路上帶個鹹蛋，就吃了一個多月才吃完。”
父親指點著書說：“這明明白白寫在譜上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剿四川，到處殺人放火，所過雞犬不留，弄得田沒人耕，地沒人種，連城裏都長滿了野草樹木，還有老虎、豹子藏在裏麵，這時候田地沒有主子，也沒人要了，外邊來的人，能耕種多少田地，隻消插起樹枝樹椏，做個記號，便永遠歸你管業了。”（第225頁）
四叔父把烘籠放在膝上，慢慢地編，一壁微笑著說：“人家鄉裏人都這樣說哪！他們說張獻忠是個老陝，一向幫人趕騾子趕馬，常常跑到四川來馱煙。他窮得很，冬天都沒鞋子穿，老是光腳兩片的，跟在馬駝子後麵跑。這樣的角色，四川人當然沒有看在眼裏，再要是騾子跟馬踩了路邊的禾苗，他還得背起挨一頓好打。聽說有一回在路邊上解大手，他抓把草葉子來揩屁股”，說到這裏四叔父首先笑了起來，“那才碰巧羅，他抓著一把藿麻葉子。”
四叔父見父親走後立即現出不滿的神情說：“有啥子算不清？明明白白的，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就是一家很能幹的人些。隻要聽說那個地方有好田地可以插占，可以耕種，他們就能不辭千辛萬苦地走去。他們這種不安份的勇氣，我頂喜歡！我覺得窮並不要緊，隻怕窮得來光想聽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條活路來！（第226頁）
多年以來，四川人關於自身的解讀，都說是清初“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後裔，其祖籍地則是“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原因是明末“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血流成河”。清王朝撰修的國家級正史《明史》卷三百九《張獻忠傳》，居然說張獻忠在四川“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而整個明代人口最高峰也不超過2億——《清史稿·食貨誌》說：“四川經張獻忠之亂，孑遺者百無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遺”。一些“勵誌”性著述和文章，也眾口一詞，似乎沒有“湖廣填四川”移民大潮，今天的四川不可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