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漬”是講方法。我特別覺得這個“漬”字用得非常準確。老人家不用“積”字，雖然這兩個字的形音義都十分相近。“積”是“積累”，但它不包含過程的長短與具體的方法。“漬”則不同，它是一點一滴地積累，是慢慢地浸潤，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於求成，不能一蹴而就。如前所述，老人家非常強調打好基礎。他有很好的楷書功底，寫隸書也同樣下了很多功夫。貞安先生擅長漢隸，在其指導下，他開始臨寫漢隸，一段時間後就受到貞安先生的稱讚，認為“甚有似古處”。他臨寫過多種漢碑，尤精於《張遷碑》，達到了能夠背臨的程度。由於他廣采博收，融會貫通，其隸書不囿於一碑一帖，而是吸取諸碑精華，自成一格，即使不署名，也能一眼看出是他的手筆。1985年夏，我第一次遊白帝城，一走近大門，抬頭看見“白帝廟”三個隸書大字，盡管沒有署名，我立刻斷定是老人家所書；回到萬縣，告訴了餘仲九老師，後經餘老師查詢，確認是1958年所書。他即使背臨《張遷碑》，也不是筆畫和結體的機械模仿，而是力求得其神韻。要達到這種境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1964年，他指導一批青年教師學習書法。一開始，他就教他們描紅，並親自為他們用土紅寫範字。當時我也在場，老人家指著我對他們說：他現在能寫得光生點，就是小時候多寫了幾年紅模。的確如此，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一直在老人家親自指導下描紅，是同齡孩子中描紅時間最長的。那時，每天放學回家，便看著他給我寫範字，第二天帶到學校去填寫，老師圈閱後，再拿回家交給老人家審查。他寫的時候並不多講，隻是叫我在一旁看他寫。平時他寫字，我也常為他磨墨牽紙，默默地看他寫。天長日久，耳濡目染，連他寫字時的神情，至今也曆曆在目，恍如昨日。我以為，這也是一種“漬”。雖然後來我並未走上藝術之路，沒能“驗其成”，而是成了教書先生，但兒時的這種“漬”，卻是我終生受用不盡的。而這隻是要求把字寫“光生”點，至於更高層次的書法藝術，以及廣義上的“學”，則是勿庸贅言的了。
老人家說“藝術家有何難到”，這個“不難”的前提就是除了一定的資質外，必須“漬之以學”。因此，要想成為真正的藝術家，談何容易！我總以為，我們今日之藝術界，不是“家”太少，而是“家”太多、太濫。連一個乳臭未幹的孩童，進了幾天書法班，抓住幾個字，臨寫幾個月，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可以送一個“小書法家”的稱號。這個“家”太廉價了！成為這種“家”確實不難。但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僅不能造就出真正的藝術家，反而敗壞了藝術本身，還可能毀了那些資質不錯的孩子，甚至敗壞了社會風氣。還是讓我們摒棄一切浮躁，從一點一滴踏踏實實做起。隻要堅持不懈地“漬之以學”，一定會造就出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