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姆真理教事件同時促使人們對日本社會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問題進行反思。據統計，1995年奧姆真理教擁有信徒約一萬人，其中出家修行者1100餘人，20歲左右的年輕人占47.5%，可謂奧姆真理教信徒的主力。可以說，相比20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今日本年輕人的貧困化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深刻了。當今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正不斷拉大，除了極少數年輕新貴之外，很大一部分年輕人成為“低層階層”和“下流階層”的“重鎮”。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為標誌的傳統雇用體製的瓦解更加深了年輕正式員工對自己職位升遷、工資收入、工作穩定性等的不安。對於那些非正式員工和“NEET”族（不就業、不升學、不進修或不參加就業輔導的一類社會族群，其名稱取自英文“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縮寫——編者注）來說，懶散的生活方式似乎成為這群年輕人的特征。
就像日本“文化研究所”主辦人三浦展所說，這群人“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際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願、消費欲望等也全都較一般人更為低下，概而言之，即對於全盤人生熱情低下”。日本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2004年所做《關於安全和安心意識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20多歲的年輕人中一半以上（51.0%）的人表示因為“看不到將來”而認為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物質上的貧困未必讓人覺得沒有希望，但是心理上的貧困卻是一種真正的貧困。
奧姆真理教事件促使日本人深刻地思索倫理道德建設問題。日本社會學家宮台真司認為，在日本社會從來沒有一神教意義上的神靈。所以，也就沒有那種在神靈麵前能夠深切感受到的“罪意識”，也不會在受到別人批評時，有著堅持“這是我的信仰”的內在確定性。因此可以說，日本社會是沒有“倫理”的社會。代替倫理的是別人的眼光，自己所屬共同體成員認為好的就是好的，可以將這種來自共同體評價的“外在確定性”稱為“道德”。良心這種抽象的觀念，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將神靈的評價視為第一位的“倫理”型和將共同體的評價視為第一位的“道德”型。但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伴隨著具有地緣、血緣共同體特征的村落共同體的崩潰，曾經在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道德的母體”消失了。其結果就出現了“在沒有倫理的社會，在道德的母體消失之時，我們的良心歸於何處”的問題。在經濟長期低迷時期，這一表現尤甚。日本著名的評論家吉本隆明認為，奧姆真理教是一個封閉的共同體，該教要求信徒們在山梨縣西八代郡上九一色村的宗教設施中過著與世隔絕的嚴酷的修行生活。奧姆真理教構築出了一個“崇高的內部”與“邪惡的外部”的對立圖式。在奧姆真理教這種封閉的共同體內，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往往容易受到教團“氣氛”影響，而教團“氣氛”又極易受到教祖意誌的左右。這也是為什麼奧姆真理教最終走向極端的重要原因。
奧姆真理教問題也促使日本人對宗教管理問題進行反思。奧姆真理教事件之後，在日本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呼聲：有必要對宗教團體的活動進行徹底調查，特別是它們的資金運用情況以及稅收優惠等措施，國家要對宗教進行監視。但也有人認為戰後的《宗教法人法》正是因為戰前有過國家彈壓宗教的曆史，為保護宗教團體、避免國家介入而製定的，不應該輕易修改。然而，為了有效打擊奧姆真理教，這個修改案在1995年12月還是得到了通過。1996年7月日本公安審查委員會提出建議，依照《破壞活動防止法》宣布“奧姆真理教”為非法組織。然而1997年1月，司法部門又認為沒有足夠充分的證據證明奧姆真理教對社會構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實際上又默認了奧姆真理教繼續存在的合法性。1998年12月底，日本法務省公共調查廳在向政府提交的一份有關奧姆真理教的報告中指出，以麻原的三女兒為首的奧姆真理教信徒企圖利用新的手段和途徑大力開展傳教活動。這一報告在日本社會引起極大反響，各地居民強烈呼籲政府徹底取締該教。在這種壓力下，第二年年底，日本眾參兩院通過了《關於過去引起過無差別大量殺人行為團體法案》和《救濟受害者法案》，旨在搞清奧姆真理教的實際情況，限製它的活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2000年2月，奧姆真理教改頭換麵，以名為“Aleph”的宗教組織的麵目出現，繼續傳教。2007年主張“脫麻原”路線的作為教團“正大師”的上祐史浩宣布脫離“Aleph”，成立一個新的宗教團體“光之輪”。從這個意義上說，奧姆真理教的宗教影響至今猶在。
總之，就如日本學者竹岡俊樹所說，奧姆真理教事件不僅僅是一個過去的事件，它對現今的日本社會仍有影響。它以血淋淋的事實為日本反思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建設、道德倫理建設、年輕人問題以及宗教管理問題等提供了一個深刻的契機。
（平湖薦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