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樣一個對民族曆史做出卓越貢獻並具有鮮明的民主共和意識的族群，在今天的古巴已經到了“滅絕”的邊緣。1959年古巴革命後，在經濟收入上高於平均水平的華人社區成為革命的對象，私人產業從銀行、商店到街頭小販先後全部被國有化，整個社群在經濟上被釜底抽薪。失去財產的華人社區各個民間社團和文化事業也置於政治權力的直接控製下而大大萎縮，例如4家報紙革命後就被關了兩家，到60年代末隻剩下《光華報》一家。就這唯一的一家自70年代起就一直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常常因為沒有紙張和缺乏資金而暫停出版。我在報社印刷廠采訪時，看到掛在印刷機上的是一張印到一半的兩個月前的報紙。在閱讀華社團體自70年代以來的會議記錄中不時可以看到有關《光華報》停刊和複刊的討論，說明它一直困難重重。曾經是社區財產的墓地也被國有化，但政府卻不承擔任何維護責任，古巴工人進入墓地種樹，今天很多個人墓穴已經被樹根從底部拱起而斷裂或粉碎。作為社區空間的中國城今日之衰落和破敗，令在記憶中仍然保有昔日“小巴黎”印象的人觸目驚心。
最為令人痛心的是華裔族群意識的消失。今天全古巴隻有200個左右垂垂老者還可以說是“華人”，他們是1959年革命以來的活化石，還能說一些廣東話，識一些中文。中華總會館今天號稱有3000會員，但據會館秘書長周卓仁先生告訴我，這隻不過是個紙麵上的統計數字。這些人多半是華人和西裔或非洲裔婚配的後代，自1960年代以來華社在古巴的地位和華人的遭遇早就造成了他們和這個族群的特有文化和傳統的隔膜。雖然節慶時期或者當有中國代表團來訪時他們可能被找來應景，但他們當中沒有人懂漢語或廣東話。可以預計，如果沒有新鮮移民血液的輸入，華人社群在古巴很快將真正成為曆史。
後冷戰時期中古重新建立戰略性關係後(始於1989年古巴政府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古巴政府開始修正對華社的政策，設立了哈瓦那中國城重建項目，由一個政治局委員主管，尤其是對哈瓦那中華總會館的內部裝修投入了大量資金，今日這個會館裏麵可以說很富麗堂皇，形形色色的中國代表團訪問哈瓦那時就被帶到這裏參觀。逢年過節中國城裏也常能看到舞龍和其他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表演。此外還給華社以私人和團體開設餐館的特權。因此，華裔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種忌諱。一個政治權力的犧牲品就這樣出於政治考慮轉而成了權力的受惠者。當然，這種在官方主持下的複原離昔日哈瓦那“小巴黎”之間的距離是不可以道裏計的。今日遊覽哈瓦那中國城的人看到的往往隻是那條在“中國城”小牌樓後麵的近十家飯館，以為這就是“中國城”了，從而加深了華人隻會開飯店，華人在居住國的文化點綴就是過年過節舞獅子和耍龍燈這些族群和文化偏見。這樣一種重建已經在西方學界引起了“新的東方主義”的議論和批評。
在古巴官方曆史敘述中，直到1990年代，華人和華社一直是個禁區。官方以促進族群融合，創造一個新的不分種族的“古巴人”為理由回避和壓製對古巴華人史的研究。這種態度加上中國和古巴的敵對關係，更加劇了華社的衰落和華人族群意識的消亡。自90年代起，受中古同誌關係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古巴官方開始允許甚至鼓勵華裔曆史的敘述和研究。但是這種敘述和研究仍然有著難以逾越的禁區，這就是革命前古巴華社究竟有多麼繁榮，革命後華社又為什麼迅速消亡？2005年在美國出版的《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有中文版並加入了中國的“紅色”懷舊話語)就是一個事例。這本書是美國著名的左派出版社“探路者”的編輯對三個身居高位的古巴華裔將軍的采訪。它的積極意義在於第一次由有古巴官方身份的人出麵對華裔的曆史貢獻以大張旗鼓的方式作了高度評價，可以說正式結束了這個話題作為禁區的曆史。但在編輯的處理下，全書被革命(解放)話語主導，不但書名，內容也在於強調古巴革命並沒有“終結”。它說古巴革命給華裔帶來“新生”，因為革命實現了階級平等和種族平等，例如在拉丁美洲找不出另一個華裔當上將軍成為政府高官的國家。這種論證不過說明“官本位”絕不是中國特色，而是由所有崇拜政治權力的社會所共享。華裔既然如此從革命中受惠，那麼又如何解釋哈瓦那中國城的消失呢？三位將軍基本上回避了政治權力的作用，而是歸咎於“生老病死”。此外，全書的重點在於古巴華裔對“革命”的貢獻，而非華社在1959年以前的全貌。對古巴華社的消失感興趣的讀者從這本書中很難得到實質性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吳帝胄和加西亞的工作具有非凡的勇氣和意義。在《華人在古巴——1847年至今》這本書中，華人對古巴獨立和革命的貢獻固然是一個重點，但全書用了大量篇幅詳細介紹華社1959年以前作為獨立自治的民間社會是如何繁盛的全貌，不但那些社團組織和報刊俱樂部的來龍去脈，就連有多少洗衣店多少水果攤和理發店這樣的細節都無一遺漏。它對華社文化的豐富和社會活動的積極也有全方位的描繪。任何一個具有起碼的常識和理性的讀者在讀完全書後都會對那個被革命話語百般詛咒的時代產生一種全新的認識和感受，很難相信那是一個被華社內部的階級矛盾和外部對華人的種族歧視所統治的社會。對哈瓦那中國城的衰落和華人族群意識的消亡的具體過程，兩位作者在古巴當今的環境下雖然還不可能專設一個章節來揭露，但在很多地方或是點明或是暗示，那就是因為革命、國有化和對華裔族群意識的壓製。因此，1959年的革命帶來的與其說是種族平等，不如說是族群消亡。或者說，革命話語在概念上把族群消亡偷換成了種族平等。
在言論自由的西方，左翼史學自我標榜“向權力訴說真理”，聽上去很有站在道德高地的氣勢，但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變成了“幫權力掩蓋真相”。《我們的曆史沒有終結》就是這樣一種史學的範例。相形之下，“向民間揭示真相”是一種更樸素更明了的訴求和目標，這就是吳帝胄和加西亞的選擇。青年吳帝胄和加西亞參與了摧毀舊古巴、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但半個多世紀後，他們卻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試圖在文字和畫麵上重現那個被摧毀的舊世界的一個場麵甚至一個角落。吳帝胄筆下的舊中國城陽光燦爛，連墓地和祭祀都用了強烈的色彩來表現。在他眼中華社生活一事一景都可以入畫，連磨藥的石碾和稱藥材的量具都描繪得趣味盎然。兩位老人帶我前往和昔日哈瓦那華人社區曆史有關的很多地方，目光所及之處無不引起他們深深的歎息。在哈瓦那一處由於防止古巴人從這裏偷渡去美國而被關閉的港灣，加西亞告訴我50年代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裏時碼頭是如何熱鬧，夜晚燈光是如何燦爛，人流是如何熙熙攘攘，難以相信今天會變得如此死寂。吳帝胄則沉浸在兒時父親帶他來這裏在清澈的海水中遊泳和釣魚的回憶中。在哈瓦那市中心最著名的景點國會大廈的對麵，馬路旁邊在破爛的擋板背後存放著十多個鏽跡斑斑的廢棄的火車頭，周圍又沒有鐵路。我看了十分不解，這就等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麵無來由地出現這麼一大堆廢銅爛鐵。我問他們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旅遊者摩肩接踵的地方會出現這麼一個煞風景的場麵，他們都很茫然，但我又覺得他們對此類現象早已習以為常。兩人簡短交談幾句後，加西亞意味深長地用英文對我說：“I’m gonna.”我立刻明白，這不是他的話，而是最高領導人信心滿滿要摧毀一個舊社會創造一個新社會時曾經的口頭禪，意為“看我的”或者“什麼都會有的”。
曆史的潮流和普世的追求
加西亞和吳帝胄兩位老人的選擇和誌業其實是全球範圍內後革命和後冷戰時期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挑戰官方或者主流曆史話語，重寫國家曆史和重建民族記憶的時代潮流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工作具有普世性。在思想層麵，本文開始時介紹的那幅畫揭示了更深刻的普世主義精神。“天下為公”用最樸實的語言回答了“什麼是社會公正”這個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政治問題，會心的讀者自然能明白它在當時當地的含義；而“祖國就是人類”則在身份認同上超越了任何狹隘的族群意識，體現了精神和心靈上“世界公民”的境界。吳帝胄的身份既是華裔又是西裔，一生經曆了源於族群身份的追求和困擾，但在晚年得出這個感悟，並把這個感悟和加西亞分享。加西亞和吳帝胄不同，他雖然沒有族群身份的困擾，但他卻把這幅畫展示在自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說明了吳帝胄的感悟在他心中的共鳴。他晚年投身於發掘和拯救一個和自己的族群身份無關的少數族群被政治湮沒的曆史和被權力壓抑的記憶，這本身就閃耀著普世精神的光芒。我告訴加西亞，這幅畫表達的境界讓我很感動。我向他順便提起中國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和普世價值的爭論。他聽了十分會心，說他完全理解這樣的爭論具有什麼樣的背景。
超越族群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是非，追求以社會公正為核心的普世價值，這就是把吳帝胄和加西亞聯係在一起的紐帶，也是孫中山和馬蒂這兩個自己國家民主共和製度之父的追求。後人評判曆史和現實，應該以此為參照。
(作者為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