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亞在中國任職的後期，正是周恩來試圖扭轉中國由於“文革”而在國際上處於空前孤立的局麵的時候。周既想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恢複關係，又想和美國發展關係，這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是難以兩全的，事實上也給中國和朝鮮、阿爾巴尼亞的關係投下了陰影。周給加西亞很高的禮遇，在會見時可以說暢所欲言，但這並沒有起到他期待的結果。加西亞回國後，古巴方麵不久就對基辛格訪華一事對中國大張撻伐，一度有望改善的中古關係又急劇降溫。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古巴加入蘇聯的全球戰略，將軍隊派往非洲，和中國在非洲的戰略發生直接衝突，被當時的中國稱為“蘇聯霸權主義的走卒”和“反華小醜”。1979年中國和越南發生邊界戰爭，而越南一直被古巴視為最了不起的反美英雄，所以哈瓦那勃然大怒，不但召開數十萬人大會譴責中國，而且把當時中國領導人稱為“希特勒式的角色”。這個政治環境對對華友好的加西亞顯然不利。他告訴我說，一些人指控他“親華”。這和他在結束了東德大使的任期後沒有再擔任外交使節，而是安排去研究國際問題有沒有關係呢？我沒有問，隻是猜測而已。
從革命者到佛教徒——吳帝胄的人生經曆
吳帝胄(西班牙名Petro Eng Herrera)有一半華裔血統。他的父親吳國祥原籍廣東新會，上個世紀初移民古巴，是哈瓦那的小商人，也是知識分子，為當地華文報紙寫稿，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也支持古巴的民族主義革命，還是古巴獨立戰爭領導人的密友。吳帝胄的母親是一個十分貌美的西裔護士，不顧家庭反對和吳帝胄的父親結婚，但不幸在吳帝胄五歲時就去世了。吳帝胄有一個兄長，抗戰時期奉父命回中國參加中國空軍，成為飛行員，還受到宋美齡的接見，1949年以後他選擇留在大陸。吳帝胄從小就受父親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中國海軍艦隊訪問古巴時，哈瓦那中國社區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少年吳帝胄是樂隊中的樂手。中華民族主義之外，吳帝胄也深受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在古巴華社的影響。自20年代起，古巴華社先後成立過工農反帝大革命同盟、新民主同盟和社會主義同盟，出版左翼日報《光華報》，並和古巴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過密切聯係。古巴共產黨人甚至想在古巴建立和中國國共合作類似的統一戰線。50年代中期，在他父親的雜貨店裏工作的吳帝胄(當時20出頭)就加入古巴社會主義運動，在工會中工作。1959年卡斯特羅的革命成功後，他帶頭成立華裔民兵隊，以1920年代哈瓦那華社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黃淘白的名字命名，幫助新政權接管中國城。1960年秋當古巴與台灣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吳帝胄的民兵隊在接管國民黨在哈瓦那的外交和黨政機關以及各項產業中一馬當先。黃淘白民兵隊後來並入古巴正規軍，吳帝胄進入古巴內政部工作。
1974年，吳帝胄的人生經曆發生重大轉折，他被古巴內政部開除，原因是有人指控他親華。出於對蘇聯援助的依賴，古巴在中蘇對立中支持蘇聯，和中國關係自1965年開始惡化，1971年中美開始逐漸恢複外交關係後兩國關係更是雪上加霜。古巴的華社深受兩國關係惡化的影響，很多在古巴黨政軍機構中工作的人被迫放棄華裔認同，回避和華社的來往，也有人為他們的華裔身份受到歧視和迫害。吳帝胄失業一年多，才被安排進文化部擔任一般幹部。吳帝胄本來和在中國大陸的兄長一直保持聯係，但在1970年代的氣氛下出於恐懼而中斷，後來彼此再無音訊。除了受中古關係的影響，在華社內部吳帝胄也成為極“左”分子的攻擊目標。古巴華社內部的極“左”分子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亦步亦趨，在華社內挖反革命，吳帝胄因參加1946年歡迎中國海軍的活動(當時他還是少年)而被批為“國民黨分子”，他的父親由於和革命前華社各方麵的複雜關係也被戴上“國民黨”的政治帽子。
1991年吳帝胄退休後，以民間曆史學家的身份全身心投入華裔對古巴民族獨立、政治革命、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的研究，收集了大量曆史材料。此外他還是一個自學成才的畫家，自50年代中期就開始創作。他用繪畫的方式敘述曆史，其風格有些類似於原始主義畫派，用粗獷的線條和亮麗的色彩把1959年革命前五彩繽紛的哈瓦那華社表現得生氣勃勃。他告訴我，自己現在是一個佛教徒。這是一幅他畫的“慈航普渡”：釋迦牟尼像很多佛像上那樣坐在蓮花寶座上，但下麵多了一棵加勒比海常見的棕櫚樹。
向民間揭示真相——吳帝胄和加西亞的古巴華人曆史研究
吳帝胄和加西亞晚年都投身於古巴華人史的研究並因此成為密友。他們的族群身份和人生經曆很不相同，但他們都曾經是理想型甚至狂熱型的革命者。吳帝胄說他11歲時就參加了哈瓦那華社中社會主義同盟的活動，加西亞則在高中時就加入了左翼學生組織。那麼，是什麼讓他們走到一起了呢？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了古巴華人史作為研究對象呢？
我在采訪中向他們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十分簡明：這是為了曆史的公正，恢複華裔在古巴曆史敘述和民族構成中應得的地位。那麼，華裔究竟對古巴有過什麼樣的貢獻呢？
華人於1847年開始前來古巴，取代即將取得自由的黑人奴隸，大大減輕了廢奴運動在加勒比地區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使得古巴經濟在奴隸製廢除後能繼續發展。1870和1880年代，大量從美國西部過來的華人加入了創建哈瓦那中國城的活動。這些人在美國小有積蓄，但受到1870年代美國排華運動的影響而選擇離開美國。20世紀中期，哈瓦那的中國城在規模上在世界範圍內僅次於舊金山的中國城，擁有數千大小商家，華裔成為古巴經濟中最活躍的少數族群。在政治上，出於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憤恨和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大量華工和小業主參加了古巴民族主義者馬蒂領導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爭，從馬蒂的戰友，古巴開國元勳之一的奎薩塔(Gonzalo de Quesada)那裏贏得了“沒有一個中國人是逃兵；沒有一個中國人是叛徒”的讚譽。奎薩塔早在1892年，即古巴獨立前10年，就寫下長文讚揚參加古巴獨立鬥爭的華裔的貢獻。1931年古巴政府和華人社區在哈瓦那海邊建立了“旅古華人協助古巴獨立紀功碑”，但由於“九·一八事變”，哈瓦那華社沒有舉行揭幕和慶祝儀式，而是將之留到1946年中國抗戰勝利後成為世界大國，中國海軍第一次訪問古巴，他們才舉行了盛大的紀念碑揭幕儀式和歡迎中國海軍的活動。民族主義革命之外，從1920年代開始，華人知識分子也積極參加了古巴的左翼和社會主義運動，很多人加入了古巴人民社會主義黨(即1962年以前的古巴共產黨)。1950年代下半期，大量華人參加了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目的是恢複被軍事強人巴蒂斯塔中止的憲政，實現社會正義，爭取古巴經濟獨立。古巴華人對所在國政治生活的貢獻有它的特殊意義：一般來說海外華人總是盡量避免卷入當地政治衝突和糾紛，很少有華人在它國政治獨立和國家建設中像古巴華人那樣積極。
在文化和社會生活上，華人社區以哈瓦那中國城為中心，區區兩萬人口(常駐)不到，卻擁有4家報紙(起碼有兩家日報)，數十個擁有自己活動場所的民間社團和一個代表華社整體的中華總會(由各社團選舉產生)，4家影劇院，眾多的文體俱樂部，一家銀行，一家醫院，一家養老院，一個麵積很大的社區墓地，還舉辦各種和中國文化或者拉美文化(例如嘉年華日)有關的慶祝活動。因此，整個華人社區在古巴(尤其是哈瓦那)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占據的地位遠遠超出了它在總人口中的比重(1959年古巴人口有600多萬，華裔隻有一萬多)，中國城因其繁華而有“加勒比的小巴黎”之稱。
曆史作證：華人在古巴不是外人，不是埋頭掙錢萬事不問的打工仔或小店主，也不是用炫耀和賣弄自己族群文化的奇異特色博得主流社會青睞和寬容的少數族群，而是古巴民族獨立和國家建構的積極參與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個重要的族群。在華人社團場所，孫中山的畫像和中國國民政府的旗幟與馬蒂的畫像和古巴共和國的旗幟並列懸掛，體現了華人對中國和古巴的雙重民族主義情感。華人參加馬蒂領導的革命，是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建立獨立的古巴共和國。他們參加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是為了這個革命許諾的恢複憲政和民主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非常說明問題的曆史細節是：推翻巴蒂斯塔的聯合陣線一建立新政權，就通過了以被巴蒂斯塔中止的1940年憲法為藍本的古巴共和國新憲法，確認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華社在一周之內就迅速翻譯出版了這個新憲法的中文本《古巴共和國基本大法》，其第一條就是古巴是“共和國家，以共同享受政治自由、社會正義、個人和集體福利和人類團結為本”。(毫無疑問，國家最高權力的獨攬和共和製是格格不入的，就連巴蒂斯塔當初也不得不聲明共和憲法的中止是暫時的。但眾所周知的是，這個由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產生的《古巴共和國基本大法》很快就在掌握了槍杆子的政治權力下變成一紙空文，現在則完全被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