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人篇
作者：瞿獨伊
廖承誌公離開我們已經2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時常浮現在眼前。
大革命時期，我的父母瞿秋白和楊之華就認識廖公的父母。
1928年父親去莫斯科為召開中共六大做準備工作，開完六大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當時廖公在歐洲從事海員工作，父親與他有工作關係和書信來往。
1978年，廖公住在北京醫院，我去看他時，他問我母親怎樣？我說媽媽於1973年被四人幫迫害致死，廖公聽後很難過。他對我說：獨伊你應早日給中央寫信要求為你父親平反。我說父親是中共領導人應該由中央提，我作為女兒不好提平反的事。廖公說你不提，誰來提？正因為你是他的直係親屬就應該提。我說：好，我回去想一想。隨後我去看望當時也住在北京醫院的陸定一同誌，對他說了這件事。陸老說：廖公說得對，你應該寫信給中央要求為你父親平反。
第二天，陸老夫人嚴慰冰給我打電話說：陸老要你來醫院看他。我去了，見到陸老，他對我說：獨伊，你趕快給中央寫信，你看，我已給陳雲和黃克誠二位同誌寫了一封信，提出為你父親平反的三條理由。他把此信給我看了。於是我回家後給中央寫了信。信中提到：1946年我們從國民黨的新疆監獄釋放回延安時，毛主席親自接見了我母親和我以及朱旦華和毛遠新。當時毛主席對我母親說：“你放心，秋白的問題已經解決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經為秋白曾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平反了……”
因為後來事情又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重新出現為瞿秋白平反的問題。陸老和我的信先後寄出，不久我的姑媽也給中央寫了要求為父親平反的信。
中央紀委很快就成立了“瞿秋白平反複查組”。經過半年的調查，平反複查組向中央遞交了平反報告。
在為我父親平反的整個過程中廖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為此我很感激他……
早在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我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觀看閱兵儀式和群眾遊行時，廖公走到我身邊說：“獨伊，快出來，快出來！”他用車把我帶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室，遞給我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剛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的宣言的俄文稿。廖公要我用標準的俄語讀出來，同時用唱片灌錄。我讀第一遍他不滿意，讀第二遍成功了，於是就播出了。過了幾天，有一位懂俄語的朋友剛從東北回到北京來我們家，她說：“我在東北從廣播中聽到用俄語播的毛主席的講話，聽著很像是你的聲音，是不是你？”我說：“是我！”
這樣，我成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俄語廣播員！本來廖公希望我做播音員的工作，可是組織上決定派我和李何去創建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站。我們倆於1950年3月去了莫斯科。李何的護照是第一號，我的護照是第二號，我們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第二個去蘇聯的中國公民。
還有一件事使我難忘廖公對我的關懷：那是在戰爭年代，新華通訊社從延安撤退時，廖承誌社長帶隊。我當時懷孕，胎位不正，婦科大夫給糾正胎位，我實在不能跟著大隊一起走了，當時廖公夫人經普椿剛生產不久。社裏弄了兩頭騾子抬著一張帶頂篷的擔架方便她給孩子喂奶。廖公知道我的情況後，馬上把這架簡易但已經是當時最高級的“騾車”讓給我坐，這樣我才跟上了大隊伍。後來，我生下孩子4個月後，害了嚴重的傷寒，沒有奶給孩子吃，廖公把給孩子吃的一點奶粉送給我的孩子，同時他還給我母親拍了電報請她速來看我。但當時媽媽正在薄一波領導下參加土改，不能來看我。後來我身體恢複了，新華社借我一匹馬，我抱著孩子騎著馬去看母親。見了母親很高興，同時第一次見到薄一波同誌，也見到薄一波同誌的前妻和剛滿三歲的陳潭秋烈士的兒子陳楚三。陳潭秋烈士是新疆八路軍辦事處的主任，在新疆監獄犧牲的。他是我母親的戰友以及我們在新疆監獄的難友。陳潭秋烈士的妻子被派到東北工作，小楚三留在延安，我母親看他可憐，便請薄一波同誌的前妻照顧他。
廖公很能接近群眾，平易近人，而且性格樂觀開朗。我還記得有一次行軍休息時，廖公還用德語唱了一支歌給大家解悶。他在香港、日本、德國、蘇聯及北歐一些國家都呆過，會幾國語言。雖然他是我們新華通訊社的社長，但他沒有一點架子，大家都稱他為“小廖”。他是我們大家尊敬的愛戴的好領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永遠深切的懷念他！
(責任編輯 蕭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