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別山根據地群眾工作經驗及現實啟示
專題研究
作者：瞿萍
[摘 要] 群眾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工作，關係到黨的事業興衰成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用“28年紅旗不倒”的革命實踐回答了“為什麼要依靠群眾，怎樣依靠群眾”的重大問題，在發動群眾、服務群眾、團結群眾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新時期黨員幹部牢記黨的宗旨、進一步樹立群眾觀點、做好群眾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曆史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 大別山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 群眾工作 啟示
大別山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人最早開展組織建設和武裝鬥爭的地區之一，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革命戰爭年代，大別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信念、浴血奮戰，先後有100萬優秀兒女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大別山根據地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建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28年紅旗不倒；從1927年黃麻起義到1949年全麵解放——22年武裝鬥爭不斷。在這一偉大曆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群眾觀與大別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把做好群眾工作作為一切工作的主線，與人民群眾建立了生死與共的血肉聯係，在發動群眾、服務群眾和依靠群眾等方麵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些曆史經驗，對於新形勢下進一步增強群眾觀念，做好群眾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大別山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群眾工作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曾經把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關係比作種子和土地的關係，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誌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係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1]P1162
在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和壯大的各個時期，鬥爭環境極其艱苦，敵我力量極其懸殊，正是由於共產黨人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緊緊地依靠群眾，才使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發動群眾，最大程度上地依靠群眾。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黨就充分認識到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1927年，黨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領導農民暴動的口號：“一、鄉村政權屬於農民協會。……四、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這些土地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十一、對於一切新舊軍閥政府的捐稅實行抗納，並實行抗租。”[2]P295—2961928年7月9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要求各級黨組織“引導農民到有組織的鬥爭，到自覺創立蘇維埃政權和實現土地革命的鬥爭，要去聯結鄉村中的農民運動和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3]P312。
大別山區的黨組織積極在群眾中宣傳黨的上述主張。黨員和戰士們走到哪裏就宣傳到哪裏，牆上、樹上、石頭上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傳單，對動員群眾樹立革命信心、參加革命起到重要作用。戴季英在回憶中說：“1928年元月1日，鄂東軍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以原來黃安縣農民政府頒布的革命綱領為內容，在木蘭山附近地區張貼布告、標語、傳單，號召農民群眾行動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積極參加工農革命軍……”[4]P24陳再道在《木蘭山的鬥爭》一文中，也回憶了當時發動群眾的情況。他說：“木蘭山附近地區的農民群眾深受地主豪紳的剝削壓迫，橫遭反動武裝的搶劫掠奪，加上封建迷信的欺騙蒙蔽，他們雖有強烈的革命願望，卻一時無法抬起頭來。因此，我們首先從宣傳、發動群眾入手，通過張貼標語、個別訪問、召開會議等形式，號召他們抬起頭來做人，打擊土豪劣紳，自己解放自己。”“我們積極開展對敵鬥爭，消滅無惡不作的反動武裝，拔除危害群眾的禍根；打擊罪大惡極的地主豪紳，開倉分糧給貧苦農民。我們辦了這幾件事，使廣大群眾懂得了革命道理，得到了切實的利益，把我們當成了自己的隊伍。”[5]P36曾任湖北省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參謀長的吳世安，多年後回憶當年在大別山進行革命鬥爭時深有體會地說：“我們還在木蘭山地區積極宣傳黨的方針，發展黨組織，壯大革命力量。許多先進分子在我軍的影響下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著黨的隊伍擴大，群眾工作更廣泛，更深入，我軍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就更加密切。”[6]P64黨在大別山區開展的農民運動，為此後這片區域開展武裝割據鬥爭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會剿”中不斷鞏固擴大，成為僅次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大紅色區域，以農民為主力的紅軍隊伍迅速發展壯大。究其原因，除了黨的正確領導外，就在於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對此，徐向前的回憶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紅軍的力量在於民眾之中。反三次‘會剿’，拖得敵人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失敗而歸，就是因為有廣大群眾積極配合紅軍作戰。”“工農武裝起義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大山，他們打心眼裏擁護革命。……每次‘會剿’來臨，群眾紛紛藏糧食，進深山，封鎖敵人，支援紅軍。他們寧肯丟掉家園，在山裏風餐露宿，忍饑挨餓，也不願落到白軍手裏。有些群眾被敵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紅軍的一點消息。在特委領導組織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擔、長矛、大刀、土槍，四處擊敵，弄得敵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防不勝防。紅軍有了群眾的支持，如魚得水，任我馳騁，這是弱小的紅軍能夠生存、發展、克敵製勝的根本原因。”[7]P63-64
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1947年8月27日，大軍渡過淮河，在進入大別山的當天，鄧小平就起草了《創建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的指示，發給所屬晉冀魯豫野戰軍各部隊。指示明確指出：“如不大量殲滅敵人和充分發動群眾，要想站穩腳跟是不可能的。”“充分發動群眾及其遊擊戰爭，同我們一塊鬥爭，是實現我們戰略任務的決定條件。”初進大別山，一部分群眾心有疑惑，有的群眾說：“在我們大別山，你們有過四次走出，沒有一次不是搞到籮裏精光（羅山、禮山、經扶、光山）……鬼才相信你們旱鴨子（北方人）不走。”[8]P653群眾擔心劉鄧大軍過一陣就撤走，敵人再來反攻倒算。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兩個應當說明”：第一，“應向全軍說明，我們有完全勝利的把握”。第二，“應向全區群眾說明，我們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們的子弟兵在華北勝利了，壯大隊伍了……我們的口號是與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獲得解放”[9]P93-P94。鄧小平一再強調，一定要牢固樹立起以大別山為家的思想，一定要和大別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為重建大別山根據地而鬥爭。為了迅速實施戰略展開，把群眾發動起來，重建革命政權，劉鄧大軍在尋機殲敵、打擊土頑的同時，組織大批工作隊深入群眾，訪貧問苦，采取各種形式向群眾解釋說明劉鄧大軍就是當年的紅軍——鄂豫皖子弟兵打回家鄉，是在殲滅了100多萬敵人以後的戰略進攻，這次回來就是要重建大別山根據地，決不會再走[10]P121-122。經過積極努力，劉鄧大軍很快得到大別山人民群眾的支持。據不完整統計，1947年10月、11月兩個月，鄂豫軍區四分區的縣、區武裝就發展到2000多人，五分區發展到2500人，其中湖北廣濟縣一個月就發展到700多人，河南新縣一次就有600多名青壯年報名參軍。
在大別山區20多年的武裝鬥爭中，發生過大小戰役戰鬥數千次，每次都有人民群眾的身影。“村村寨寨銅鑼響，山山嶺嶺紅旗揚。家家戶戶忙打仗，男女老少齊武裝。”“最後一把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塊布送去做軍裝，最後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後親骨肉送去上戰場。”這些歌謠都是大別山區人民舍生忘死、無私支援革命的真實寫照。劉伯承說：“我們所依靠的是人民，蔣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這也就是二野在大別山戰爭勝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關鍵。”大別山區的革命勝利不僅是戰略戰術的勝利，更是廣大人民無窮力量的勝利，大別山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戰爭。
（二）服務群眾，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1]P82人民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起點。在創建、鞏固和建設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實現和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凝聚了廣大人民群眾力量。
一是滿足了農民群眾最迫切的要求——土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要解決好農民問題，就必須進行土地革命，滿足廣大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
1928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湖北工作方針決議案中，在指示開展遊擊戰爭、造成割據局麵時特意指出：“徹底消滅一切封建關係，分配一切土地。”[12]P51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在給河南省委的信中指示：“農村中特別注意‘今年一律不交租’……‘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農民’等口號的鼓動並成為爭鬥的目標。”[12]P61根據八七會議精神，黃麻起義時，黃安農民政府就製定了《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了“沒收豪紳地主的剝削土地及一切不法財產”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28年秋，鄂東根據地開始了分配土地鬥爭，並製定了土地分配辦法：“豪紳地主反動派的土地財產，照人口分配給貧農、雇農，自耕農不分土地進去也不拿出來，富農的好土地也沒收，小地主不反動的分以壞地，但無所有權。”[13]P791929年5月，中共鄂東北特委根據中共六大關於土地革命的精神和鄂豫邊根據地一年多來開展土地革命的經驗，製定了《臨時土地政綱》。從當年6月至12月，鄂豫邊革命根據地按照《臨時土地政綱》進行了土地分配。12月底，鄂豫邊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頒布了《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土地政綱實施細則》，鄂豫邊革命根據地廣泛開展了土地革命。1930年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成後，全麵開展了以分配土地為中心的大規模土地革命運動。到1930年底，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土地分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