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態危機背景下企業績效評價理念重塑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什麼樣的績效評價理念，就會表現出什麼樣的績效評價行為。因此，我們必須對生態要素的外生變量屬性、財務行為主體理性經濟人假設和物質財務導向的財富觀等傳統的績效評價理念進行認真審視，並作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1． 生態要素成本的內化觀。傳統企業在進行成本核算時，原材料的獲取成本以及投入的資本和勞動的成本通常被確定為實際總成本的一部分，而對資源造成的不可逆的損耗以及對環境造成的負麵影響這些成本外在化了。資源和環境成本的外在化所引起的外部性是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的根本原因。一般來說，外部性是指某項活動對他人或社會造成影響，而又未將此計入生產或交易成本。它通常表現為企業以犧牲環境質量和資源大肆浪費為代價獲取高額利潤回報，卻將隱蔽而沉重的費用轉嫁給社會，勢必增加公共費用負擔，有損於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協調。就如同Hawken（2007）所指出的，企業教我們如何獲取財富，而生態知識卻向我們表明，除非財富是建立在生態法則和生態循環的基礎上，否則財富到頭來隻會是虛幻一場。因此，麵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的企業經營環境現實，必須要重新認識生態要素，更要注重生態要素成本的內化，使其既要進入經濟係統分析，進入生產函數，更要納入企業財務績效的評價範疇，在尋求經濟利益與資源使用、環境質量的協調平衡同時，要實現包含經濟、資源和環境多重考量的生態價值最大化，完成從單純的經濟價值最大化到多維生態價值最大化的轉變。
2． 生態理性的經濟人觀。理性經濟人假設可追溯到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經濟人概念。亞當·斯密用這一概念表達了自利的動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這種以追求個人利益為導向的基本心理動機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有效展開的內在動力，也是社會分工產生的根本原因（許華安和李建偉，2007）。自亞當·斯密以來，理性經濟人假設不但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石，而且也成為這些經濟理論指導下的企業經營活動的必然內核。由理性經濟人組成的企業，必然會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去達致它自己認為最合意的目的和結果。對資源和環境將如何，它是完全不會去考慮的，同時它對同時代其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也是不去考慮的，更不用說是後代人的利益了。我們不難發現基於這樣的財務行為主體假設的企業績效評價，先天性缺乏必要的動機去關注生態因素。因此，唯有從企業財務行為主體上去探尋企業行為活動的目的和結果，對理性經濟人進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並適宜揚棄，才能使得企業績效評價中注入生態因素。當然，適宜揚棄理性經濟人假設，不是徹底放棄理性經濟人假設，而是要在更高層次去認識和把握理性經濟人，讓生態理性成為其必然內核。
3． 生態價值導向的財富觀。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會演進的動因，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價值取向以及社會方向。傳統財富觀非常強調財富的物質形態，重視有形資產的創造，輕視非物質無形資產的積累（張鴻，2007）。這種物質財富導向的財富觀，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得當前的企業績效評價，不管是純粹財務指標，還是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的綜合，最終在企業經營實踐中都會淪落為以物質財富增長這一企業績效的終極評價，導致企業行為活動和價值取向基本忽視了企業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前提是要關注企業經濟與生態要素協調發展，完全否定了生態存載能力的有限性，完全違背了企業經濟不斷增長、物質財富日益增加要以生態良性循環為基礎的這個鐵的法則。因此，生態危機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評價，必須要理性解構和反思傳統財富觀，認識物質財富隻是企業發展目的的一個手段，追求物質財富帶來的企業與生態的全麵、協調和持續發展才是我們追求財富的最終目的。
四、 生態危機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評價的構建探索
企業績效評價是企業管理的基本前提。沒有績效評價的企業經營活動，將使企業發展無所適從；不適宜的績效評價的企業經營活動，也會使企業發展誤入歧途。
1． 關注企業生態價值的提升。企業生態價值在於滿足經濟、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的需求，並以獲得物質財富作為回報。這就要求對企業績效的評價不能再把單純追求物質財富增長作為企業經營的目標而應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為目標。因此，生態危機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評價創新構建必然轉變績效評價的起點和歸依，要從傳統的僅僅從經濟角度考慮的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轉變為同時考慮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企業價值最大化。具體來說，企業的績效評價不能再以單純的經濟利益為載體，而應以多維的生態價值為載體，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一方麵，要從戰略規劃與設計、績效成果上關注和協調經濟與生態關係，著力提升企業的生態價值；另一方麵，既要考慮企業股東利益訴求，又要兼顧員工利益、顧客價值、債權人利益等企業其它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還要考慮資源的節約使用和環境質量的維護與改善。
2． 權衡經濟指標與生態質量指標。在構建生態危機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評價體係，權衡經濟指標與生態質量指標，其根本就在於內化資源和環境成本，讓資源和環境成本成為生產成本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生態因素便進入企業生產環節而成為其不容忽視的生產要素。在管理實踐中，通過設計指標權重分配來完成，績效評價中的企業經濟與生態質量的協調。雖然權重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是某個指標的權重還是反映了該指標相對其他指標的重要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指標權重的安排是企業經營活動的指揮棒，體現著企業的價值觀和戰略意圖。績效評價指標雖然可以相對固定，但各指標在績效評價中所占的權重必須隨企業戰略重心的變動而調整（湯穀良，2007）。因此，我們就可以通過指標權重值的高低，度量對企業價值期望的大小，直接影響到企業績效評價能否達到使企業經營按照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的目的，反映企業績效的經濟、生態的不同方麵的利益訴求，注重經濟與生態的協調，回歸到企業生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