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鋪子內，一個衣著簡樸的農家婦女迎了上來，臉上訕訕地笑，一邊不做聲不做氣地讓座，杜鵑從上到下打量了她好一會，這是一個鄂東山區普通的農家婦女，上身穿白底紅圓圈點點的襯衣，下身著藍柳條中式包邊裙，腳上一雙紫色的透明塑料涼鞋，除了身材十分周正、皮膚較好外，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深不見底，暗藏著許多不可捉摸的東西。
杜鄉長一坐定，紀委書記馬先蒿就對迎接的他們的一行人說，你們有事到村支書家坐一坐，杜鄉長和盧書記有點事，其餘的人說了一番客氣話就走了，馬先蒿就同天仙藤拉起了家常，他說，“我們本家，是一個宗族的，要是論輩派，你該叫我叔叔，我的爹爹同你家的二叔一起當過兵的，是要好的忘年交。”
天仙藤警惕地環顧了一周後，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也不回答。
“你知道我們今天的意圖，既然是本家，一筆難寫兩個姓，我就跟你直說了，我們今天來龍去脈意思就是要你斷了上次找的事，我想事已至此，再多說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你是一個明白人，這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我想到此為止。”
“你說的意思我沒有聽懂。”天仙藤提著茶壺邊倒茶邊說。
“我的意思很明白不過的，搞了算搞了，算了。”
“說得輕而易舉。”
“那你說要怎麼樣？”副書記盧會盯著她提高了噪聲說，“你想過沒有，這樣沒完沒了的鬧下去對你有什麼好處？再說，你想要鬧個什麼？要一筆賠償金，還是要鬧得書記家離婚，然後你再嫁給給他，或者說鬧得將他搞臭？我想不處乎這三個目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拿到了賠償金，就是十萬八千，你以後怎麼在能仁寺做人，你還有丈夫和孩子，親朋好友又是怎麼想；你想弄得他離婚再嫁你，這是不可能的；至於說想弄臭他的名聲，這是你做不出來的，必竟你們相好了一場。這三者都不是，那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呢，還要三天兩頭的東扯西拉的幹什麼？算了，算了。再這樣鬧下去對雙方都不好。”
“我是一個老百姓，我不怕。”天仙藤轉過身臉朝著牆壁說。
“你男人呢？”
“到廣東打工去了。”
“他不是在家嗎？”
“他要同我離婚。”
“你們兩個出去一下。”沉默很久的杜鵑開口了，她見兩個男人走出了鋪子後關上門，拉起天仙藤的手說，“我問你，你覺得黃書記同你搞真的還是搞假的？”
“你問這個幹什麼？”
“看著我，回答我的問題。”
“是！”天仙藤遲疑了很久才堅定地說。
“好！這就足夠了，作為一個女人，尤其是象你這樣的女人，能有他這樣一個相好的，或者說是叫做情人也好，你難道說不感到滿足麼？要是我就很滿足。”杜鵑動情地說，“人生得一知己就足矣，其它的都是次要的，不值得去為它們牽腸掛肚、牽強附會的，你說是嘛？全鄉幾萬人中，能幹人多的是，漂亮的多的是，黃書記為什麼唯獨看中了你，你是長得漂亮，還是你有很多錢、很有氣質？我看都不是，關鍵是他喜歡你這個人。假如是我，高興得幸福都來不及，那還有什麼心思在背後說三道四的，甚至於還要置人笑話而後快，置人死地而後快，這就叫相好的嗎？這就叫情人？真他媽的混蛋！”
“不是我幹的。”
“那是誰？是誰指使的？”
“真的不是我，我——”天仙藤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一聲比聲地哀怨，仿佛要將這些年來受到的委曲全都哭出來似的。
女人永遠都是受害者。杜鵑想，男人搞了就拍著屁股走人，留下後遺症就是殃及親朋戚友、丈夫孩子，還有沒完沒了的社會公德、人情世故，她不禁為自己感到悲哀，一種物傷其類的憤怒真真切切地填滿了她的胸堂。
她倆就這樣靜靜的坐著，直到盧副書記在窗外喊時，杜鵑再起身對天仙藤說，“這事就到此為止，今後你有什麼為難的，到鄉政府裏來找我，我是一鄉之長，在這龜峰山鄉還沒有我解決不了的問題。”
大家都靠攏過來了，又紛紛與天仙藤玩世不恭起來，有的還開起了玩笑，她擦了擦又紅又腫的眼晴，終於破涕為笑了。
離開天仙藤的家、按預定的安排，盧會和馬先蒿要到能仁寺村的柿子基地去督辦抗旱進展情況，這幾天來有好多柿子苗都幹死了，一個村接一個村的幹部跑到鄉裏叫苦，大家心裏都很著急。麥門賜和秦名羊極力挽留他們一行吃中飯，杜鄉長說，“你們倆就隨倆位書記到基地上去，中飯就在基地上吃。”回頭對司機說，“我另外還有事，你把車開過來。”
他們一行人到基地去了，杜鵑讓司機將車子開到了鄰近的地榆村，她想暗訪一下地榆村的野人窪水庫防汛抗災準備情況。
地榆村是杜鵑的家鄉村，她就是在這兒出生成長的，這裏有她的天真但並不爛漫的童年，有她的多情並不幸福的少女時代。她排行老四，有姊妹五個，上有大姐杜燕，一字不識，就嫁在本村，二姐杜蒜也是一個文盲，嫁給新疆的棉花販子了，到如今還沒有回過娘家，三姐杜莧隻有小學文化程序，嫁給城區一個菜農，下有一個弟弟杜南正在念高中。父親是一個讀了兩年私塾卻又一事無成的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母親是逃荒逃到地榆村來的，無名無姓，她隻知道自己是安徽人，具體哪個地方的人早就忘得一幹二淨，大家就稱她野菊。杜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的。杜鵑一想到姊妹幾個人的名字就感到好笑可歎，一看就好象都出身書香名門，其實不然，她也隻讀到初中畢業後因家裏沒有錢，隻得綴學在家掙工分，拿到高中錄取通知書那一刻她仍然記憶猶新，當她高高舉起紅色的通知書從村子裏穿過時，鄉親們都投來羨慕和誇獎的眼神，大家都說她是地榆村裏第一個高中生，金鳳凰要飛出山村了。當她興高采烈地衝進家門時，父親說，沒有錢，確實想讀書的話，你得答應將來讀完書就嫁隔壁村的巴豆，巴豆爹說他們願意出錢讓你念書。杜鵑說，寧可當文盲也不願意這樣賣身。杜鵑就這樣握起了鋤頭，由於她膽大潑辣，熱心於公事，很快當上了三組的小組長，後來又從村裏的團支部書記、婦聯主任幹到村主任，直到地榆村的黨支部書記，後來在招聘考試中被錄用當國家幹部，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國家公務員，再從普通幹部幹起，當過組織幹事、計生辦主任、民政助理，又被提拔為黨委委員、婦聯主任，當過副鄉長，還被組織部送到西陵紅葉電子集團上掛作到經理助理二年，後來在鄉換屆選舉中被全票通過當先為鄉長。用她自己的話說，她一個農民的女兒，沒有什麼背景和後台，也沒有什麼深厚經濟基礎，是黨培養她，是人民哺育了她，所以她能清醒的認識到自己，她說，真正認識自己的是在從村幹部到國家幹部這一角色的轉換，這一年她參加了湖北省委黨校的函授考試，通過四年半的不懈努力，一個僅有初中文華程度的農村姑娘拿到了本科文憑，當她拿到紅色燙金的畢業證書時，她哭了，是那隨心所欲、溫情萬轉的哭泣，又象是一種豪情萬丈、放縱恣意的哭，她想她終於可以脫胎換骨了，成為一個文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