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齊文化與儒家文化的交融衝突對莫言的影響
莫言出生在位於齊魯大地的山東高密東北鄉，那裏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齊魯文化源遠流長，深入民族血脈。儒家文化是在魯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注重道德、禮儀對人的教化，更注重集體合作意識的培養，倡導舍生取義、見義忘利。齊文化與魯文化則具有明顯的不同，齊文化開放務實，尊重人性，倡導追求生命的自由，彰顯個人的生命存在價值。莫言受齊魯文化影響至深，他能夠深刻理解和把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人們骨子裏的剛健不屈、豪放曠達，以及原始生命力的自由張揚。他以這種深刻的生命體悟重新建構了他心目中處於儒道文化交融與衝突背景下荊軻的生命脈絡與豐富的人格內涵，在他的創作中對於荊軻形象的塑造，自然烙有鮮明的齊魯文化交融與衝突的印記。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儒家文化是一種入世的文化，它倡導積極入世，尊從“忠孝仁義禮智信、溫良謙恭讓”的道德標準。齊文化則是一種瀕海文化，它道法自然、開放曠達、自由靈動，突顯對生命的尊重。儒家文化與齊文化滋養下的莫言，在兩種文化的衝突交融中，自然也矛盾衝突。在現實生活中的莫言，是謙下禮讓的，在小說創造中的莫言，卻是天馬行空，狂放不羈，寫下了眾多生命力勃勃的作品。莫言儒道文化的衝突，也影射到他對荊軻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了他筆下的荊軻形象的矛盾和張力。荊軻一方麵積極入世，參與到社會政治糾葛中，表現出生命力勃發、忠孝仁義、士為知已者死的儒家士人精神，另一方麵則努力追求自身個體生命價值的彰顯，尋求出世與生命的超越，展現出見素抱樸、自由超然的齊人之風。
內在矛盾衝突的莫言，就這樣創作了矛盾衝突中的荊軻，展現在我們麵前的荊軻，一方麵勇敢追求個人意誌和自由的實現，另一方麵，卻是荊軻在苦痛掙紮中委曲求全，他寄人籬下，為報一食一飯，不得不成為替主人賣命的走狗……然而，對於走狗的命運，荊軻並不甘心，易水河邊的等待與天問，那是荊軻自我生命意識的覺醒，荊軻終究成為堂堂正正的英雄，他知道自己走向的是一條不歸之路……齊文化與儒家文化交融衝突下的荊軻是這樣的矛盾複雜，他在追尋自我欲求的滿足與社會價值的實現，也在尋求生命的超越。這樣的荊軻既是凡人，又是超人，他是獨特又普遍的。他的身上彰顯著戴著鐐銬跳舞般的矛盾與張力，蘊含著來自生命本真存在的美學精神，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意義。
（二）生命經曆的體悟與相遇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要分為七個層次，像金字塔一樣從低到高逐級遞升：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認識需要、審美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7]這樣的需求層次也展現在每個人的生命曆程中，對人類而言都是共通的，莫言和他筆下的荊軻，就這樣在此與我們相遇。
1955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時期家庭極其貧困，生活極端壓抑，恐怖、饑餓伴隨著他的成長，也恰恰正是這種苦痛的童年經曆，令他後來成為一名特別關注人的生命本體存在的作家。莫言曾說到， “當年進入文壇，我也想要成名，表現自己，後來我慢慢認識到有更高的更有價值的東西等待著我去追求。” [8]由此可以說，莫言筆下荊軻形象的豐富意蘊產生的重要根據，正是來源於作者莫言自身的生命體驗。莫言在接受采訪時亦說：“我自己的靈魂深處也藏著一個荊軻……我說的是一種心路曆程。我也經曆著逐漸認識自我，否定自我的過程……”[9]在對荊軻進行書寫批判的同時，莫言將批判的筆指向自己：“一個寫作者的曆史，也是一個自我認識的曆史，如果對自己都不能剖析清楚，那就不可能認識作品中的人物。”“這些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們自己。我們對他人的批判，必須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10]
莫言在書寫荊軻，也在書寫著自己，書寫著我們每一個人。荊軻少年時的貧困與少年莫言的饑餓體驗是相通的。為填飽肚子，莫言曾偷過生產隊裏的蘿卜，而荊軻為解決生存、安全及歸屬的需求不得不寄身於俠客田光門下。年齡漸長，被尊重的需求使得荊軻拚命想出人頭地，每到一地，他就提著禮物去拜訪名人……荊軻的渴望與青年莫言想出人頭地的渴望是相通的，青年莫言在寫作道路上剛剛起步時，又何嚐不渴望高人提攜？荊軻對愛情的執著與悵惘展示出的又何嚐不是莫言在愛情道路上曆經的坎坷、磨難、執著、創傷與向往的心靈再現？荊軻易水河邊的等待與天問，正是他自我實現需求的表現，莫言多年來在其作品中展現出的又何嚐沒有對生命意義的苦苦探尋？在曆盡百千萬劫，輾轉反側之間，莫言也在呼喚著生命意識的覺醒與生命的超越……
莫言曾這樣說：“前幾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達‘我們都是荊軻！’改到最後這一稿，我放棄了之前的立場，我隻是表達清楚‘我就是荊軻！’我的目光也從外部轉向了內心……”[11]豐富的生命經曆為他重構荊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困境中，莫言的心靈和肉體受到雙重的折磨與創傷體驗，使他擁有強烈的生命意識，逼使他不斷抗爭。生命苦痛的體驗與不懈的抗爭與追求也讓莫言對荊軻苦痛的命運以及頑強抗爭的品質有了切身的理解與感悟，他深刻理解了荊軻的生命追求，也深知荊軻作為一個凡人的彷徨、憂慮與無奈。生命經曆的深刻體悟，令莫言深刻洞察了人性的複雜，他將對人類永恒的愛恨、生死、善惡等主題的深刻理解皆傾注到他筆下的荊軻形象創作中，使其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旺盛的生命力和人類共通性，也令其生命之美可以穿越時空阻隔，直抵人們的心靈世界。
（三）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浸染與升華
莫言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那個時期正是中國社會走向改革開放的初期，大量西方經典譯作湧現，中西方人文思潮彙集。莫言在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之後，視界仿佛一下子被拓寬，他在那時涉獵了大量的西方文學與理論著作，他的創作也深受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例如《百年孤獨》令他感受到了馬爾克斯認識人類的哲學理念：“我認為他（馬爾克斯）在用一顆悲愴的心靈，去尋找拉美迷失的溫暖的精神家園。他認為世界是一個輪回，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無疑受了相對論的影響，他站在一個非常高的高峰，充滿同情地鳥瞰著紛紛攘攘的人類世界。”[12]莫言在文學創作中，亦吸收借鑒了馬爾克斯等西方著名作家的文學觀。在荊軻形象的塑造中，他以一種俯視的視角對於生活本身以及生命的終極意義進行著不斷的思考。莫言將自己的生命意識、主體意識和生存體驗植入到荊軻人物的創作中，他潛入荊軻的內心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從哲學的高度思考和構建他筆下的荊軻，將荊軻放在人類存在與浩瀚的宇宙視野中進行關照。這樣，他所塑造的荊軻形象不僅貼近現實、豐滿鮮活，而且充分體現出曆史與當代相融、時間與空間交彙、世界性與本土性共生的重要特征。
三、荊軻與我們
莫言筆下的荊軻，正是21世紀成長在儒道與東西方文化交融土壤中的莫言對傳統荊軻形象的解構與重新書寫。莫言拆除了古今屏障，站在人的視角寫人，他寫出了人的生命力勃發、愛與被愛的渴望以及曠古的憂傷，莫言筆下的荊軻和我們每個人一樣是鮮活的豐滿的個體，他彰顯出率性自然的人性情懷，更是蘊含著具有現代風範的生命自由精神以及超越性的人格魅力。人類文明在進步，然而人類生存依然麵臨著重重困境，人的物質欲望與心靈追求、個體生命價值的彰顯與社會需求的滿足等矛盾與衝突始終存在。在類似的生存困境中，荊軻的身上亦承載著與我們相似的苦痛，透過荊軻成長心路的再現，莫言引領我們和荊軻一起穿越此岸的創傷，走向覺醒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