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離散與第三狀態
迄今為止，典籍翻譯研究的主流範式主要有二：或以原文為中心，或以譯文為中心，且多以語言學或語文學認識觀為依據。人們的關注點大多集中在源文本應當如何在目標語中再現、怎樣才能得到好的、地道表述的譯作，等等不，卻甚少提出這樣的問題：什麼樣的譯本既受譯文讀者歡迎又能保留住中華文化的認識樣式和智慧形態？什麼樣的譯本會受到排斥？就翻譯本身的樣式和路徑來看，有沒有“第三形態”或“第三空間”的存在？作出答案是涉及諸多翻譯要素的複雜問題。
離散一詞源於 《新約》關於猶太人被驅逐家鄉的記述，它強調遠離家園、遷徙四方、生存於異族之中所經曆的創造新生視角與獨特文化身份的心路曆程。後殖民研究話語中的離散意義強調離散主體與母國及移居國之間的心理和政治距離。離散在詞義層麵上與流亡、遷徙同義。對於一個遠離精神家園的“離散者”要進行文化認同的新課題，無論是從價值觀念、道德倫理還是在思維範式方麵，都要經曆漫長艱辛的過程。然而從“文化和解”角度來說，離散更是一種積極的混雜狀態，是一種形式上混雜、時間上不純的文化形式。由於“離散者”流程於兩種甚至多種文化之間，故而在當今語境下擁有更寬闊和多元的視角，能夠積極參與文化的傳承、改造與顛覆。後殖民理論霍米巴巴認為：離散者隻能居住於文化間的世界裏，並於矛盾和衝突的傳統中再造身份認同，“既是此又是彼”，身陷於文化翻譯的過程之中。（Bhabha，2002）“文化離散“從跨文化交往的角度，打破傳統的翻譯策略的二分法，從文化離散的角度重新定位翻譯是在源語言和目標語之間產生出的“第三形態”。該個體不是指目標語言中生成的一個簡單文本，而是受製於源文本的新的語言文化個體。每一個譯者都是雙文化者，生存於多文化的縫隙中，他們都是帶著最廣義的文化離散的視角來解讀、消化並轉述譯文。從語言層麵講，無論目標文本的歸化程度有多大，都難免會有一些翻譯腔，但又處在目標語受眾認知域認知範疇之內。漢典籍譯者的任務不是追求所謂“譯者的隱身”而不得不犧牲漢民族特有的認識樣式，或是完全忽視目標語受眾的認知樣態與思維方式，執拗地自說自話，而是要努力使外譯經典的文化身份恰如其分地展現在語言文化的“第三空間”。不是固守自己的文化家園，而是做出某種妥協，在接觸和體驗異域他者文化的同時，進行文化間的溝通與有度雜合。從翻譯角度講，就是譯者以目的語介紹本土文化價值觀念時，大到總體的文化心態，小到文化因子，都是翻譯操作的對象。操作層麵的距離是既要縮短亦是要拉長，在呈現兩種文化話語交織的雙線結構之間需要不斷調整，所呈現譯品及相關身份既保留源語又符合目標語的詩學表征樣式，但它們在精神上屬於源語，但在語言詩學表征上又不屬於源語，而是一種介乎兩者之間的形態，即“第三形態”。所謂第三態，用中國話語形態表征，實為中間態，道取中庸之意。二元對立的道路無法走通，運用中華古老智慧“中庸之道”於典籍翻譯策略中，通過解構、建構或重構，通過翻譯把他族文化的要素帶到我族，同時也將我族文化要素輸入他族。他族我族的語言和文化形成互動，這不僅對譯入語文化有益，對於譯出語也同樣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