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雖有大智慧，但在現實中卻不能施展抱負，一生都不得誌，可謂是百無一用。那麼，他對此是怎麼想的呢？他認為無用即是大用。他舉《人間世》中的櫟樹為例說：櫟樹之所以能長得“其大蔽數千牛”全在於無用，否則，它早就被人們砍掉了。“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也就暗示著莊子本人正是因為“無所可用”或“無人理睬”才能全生保身。
莊子除了以隱喻的自解進行自我安慰以外，他還自欺，認為金錢、名位都是不好的，甚至是害人的東西。這就類似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他舉例說：“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莊子眼中的名就像《秋水》篇裏提到的梁國相位，在他看來，就像貓頭鷹找到的一個腐爛的老鼠。莊子眼中的利就像《列禦寇》篇裏寧人曹商得到的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他還認為，做官的結局和犧牛一樣，雖被好好地喂養了數年，而且身披彩緞，但最終免不了被送入太廟作祭祀的供品。莊子雖然抱有此種心態，得到精神上暫時的安慰，但仍不能獲得精神上永遠的解脫和勝利，於是，他又想到了其他的方法，比如說忘卻，即忘名、忘利、忘我。
莊子在《大宗師》中把這種方法叫做“坐忘”，也就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並主張“外天下、外物、外生”，即遺忘了天下，遺忘了物，遺忘了生命。他在《至樂》中舉過一個簡單的例子：鞋小擠腳痛，你可以不去計較，假如你連腳的存在也都忘了，那麼鞋子再小也就無所謂了。這就是“忘足，履之適也。”莊子正是用這種妙法戰勝了現實的種種不如意，贏得了精神上的勝利。
莊子生逢亂世，對險惡的社會環境有深刻的洞察力。他一方麵對社會現實及統治者深感不滿，對此進行尖銳地批判和沉痛地抗議；但另一方麵又無力改變現實，還處處受到限製，無所作為，於是莊子不得不采取消極避世的生活方式，在求生保身的同時，追求一種至高的境界：“獨於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那麼，莊子是如何實現精神上的超越呢？莊子在《齊物論》中說：“從前自己做夢，夢到自己是一隻翩翩蝴蝶，但究竟是自己做夢化為蝴蝶了呢，還是蝴蝶夢化為自己了呢？這是不清楚的。”我們可以想象一下：莊子一遇到不如意或限製時就會做夢化蝶，這是他的絕活，一般人做不到。莊子正是以虛幻的假想獲得了精神上的絕對真自由和勝利。
由此可見，莊子的身上具備精神勝利法所表述的特征，所以莊子也有精神勝利法，而且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這一妙法和阿Q相比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隻不過莊子的精神勝利法是一種自覺的行為，是在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的，而這一理論的創立者正是2000多年前的莊子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