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父母以為了孩子美好的未來而選擇的“為”，不管孩子的意願、興趣，也不管孩子是否有天賦。
將心比心的我絕對相信，琴童的父母可能比別的父母更愛孩子，更關心孩子的發展。隻是不容回避一個尖銳的問題：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心”和“愛”呢？
這使我想到了老子“無為”的理念。
在《道德經》第二章裏，老子在論述了美與醜、善與惡等事物對立統一之後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這段話的意思是：“因此，聖人用無為的態度來對待一切問題，實行不言的教導，任憑萬物生長而不加以幹涉，生養萬物而不據為己有，為萬物盡了力而不自恃己能，功業成就而不以此自居。也正因為他們不立功自居，因此其功績就不會失去。”（陳國慶、張養年注譯，下同）
這段話的核心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這也是老子首次提出“無為”的概念。必須指出，老子的“無為”之說並非無所作為，而是要按照自然界的無為的規律去做事，像聖人那樣，用無為的手段達到有為的目的。
也許可以說，無為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科學發展觀。無為就是不強為，不妄為，就是按規律去做。今日教育出現的問題，許多都與違背規律的強為妄為有關。無數個走上歧途甚至絕路的孩子，都是父母或教師太有作為的悲劇作品。
自由是天才成長的真正搖籃。在人類曆史上，許多科學巨匠的成功，都得益於父母的無為無不為。發明大師愛迪生的故事尤為經典。
2005年是全世界享受電燈光明120周年，誰不感激它的發明者――偉大的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然而，1855年，8歲的愛迪生上學僅3個月，就被老師開除了，理由是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糊塗蟲”。
原來，愛迪生連續在考試中倒數第一，而且怪問題太多。譬如，老師教學生念字母把A念“ei”，他就問：“老師，A為什麼要念做ei呢？”老師又教1+1等於2，他又問：“老師，為什麼1+1等於2呢？”老師氣壞了，用竹片打他的頭，罵他“糊塗”。
愛迪生的母親也當過教師，她在與校方爭論無效的情況下，自己承擔起教育兒子的重任，其方法正是無為之法。她發現愛迪生對物理、化學特別喜愛，就專程上街買來《自然科學與實驗科學入門》，又把地下室借給兒子當實驗室，任由他大膽探索。
誰也想不到，愛迪生第一個科學實驗計劃，竟是讓人在空中飛翔！他相信：如果在人體裏充上比空氣還輕的氣體，那麼，人就一定能像氣球一樣飛向天空。於是，他選擇了一種爆發劑，據說可以製造比空氣還輕的氣體。他又鼓動好朋友奧池：“你想飛不？想飛，我有辦法讓你飛！”奧池一向佩服愛迪生，就同意了，口服了爆發劑，結果人沒飛起來，卻肚子疼得滿地打滾。自然，愛迪生的母親承擔了責任，又請醫生為奧池治療，又向他父母賠禮道歉，又教訓自己的兒子。但是，母親依然沒有剝奪兒子做實驗的權利，而正因為如此，愛迪生一步步走向了成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事實證明，愛迪生的母親因無為而成大為，恰恰在於尊重孩子的成長規律和特點，並創造條件讓其把潛能變為了現實。
父母如何做到無為而為，我的教育建議是：
與孩子簽個“君子協定”。有關孩子的事情，父母應該問清孩子的想法、理由，讓孩子自己決定，不要加以幹涉。譬如孩子要參加學校的足球隊，父母可能會擔心孩子會由於訓練活動影響學習，但又要尊重孩子的意願，可以和孩子來個“君子協定”，雙方共同擬定注意條款，並督促孩子認真遵守。
在孩子考試時“閉嘴”。許多父母在孩子考試期間很愛嘮叨，左打聽右打聽孩子考試考得怎麼樣，使孩子感到壓力很大。如果父母在這個時候少一點“關心”，能減緩孩子的心理壓力。同時，孩子考試時父母不問成績，反而可能會讓孩子覺得奇怪，爸爸媽媽為什麼不關心我了？當他主動告訴你的時候，你就成功了。
與孩子交換角色。在孩子心中總會對父母有一種期望，希望父母是什麼樣的，父母是什麼樣的才令他幸福；同樣的，在父母心中也對孩子有一種要求，希望孩子做到什麼才滿意，但往往雙方會忽略對方的感受，可以在適當的時候與孩子交換角色，從而加深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相互理解。
教子要做人中人。
每次我問孩子們長大想當什麼人，太多太多的中國孩子想當科學家、董事長、總經理、博士後。試想，他們美好的夢想都能實現嗎？也許，他們連升入大學或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難。到那時候，他們美夢成泡影，怎能不沮喪絕望或者怨氣衝天呢？
當然，人應當誌存高遠，但這誌是為人類服務之誌，這高是行行出狀元之高，而不應當是誌在高居人上。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得好，教育孩子莫做人上人，莫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
做人中人，就要尊重每一個人，與大家友善平等相處，在平凡的生活中體驗人生價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北京的王鬆濤老師就以自己的親身感受告訴我們，培養孩子成為人中人吧！
因為一個重要的全國會議，有一些重要的人物要經過，我被堵在路口15分鍾，在這15分鍾裏，我的教育觀念發生了質的轉變。
在這15分鍾之前，我一直認為：作為教師，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我們的學生培養好，送到清華、北大。因為隻有這樣的老師才是有本事的，最權威的。或者說：學生考上清華、北大在某種意義上，極大地滿足了教師的虛榮心，滿足了教師的成就感。所以平時我們經常這樣教育學生：“努力學習，爭取考上清華、北大這樣的重點院校，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從此可以過上安逸的生活，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人上人”。正是這樣反複的教育，形成了整個社會一種反常的共識：努力學習就是為了今後成為人上人，隻要成為人上人就擁有了“你通過，讓別人等”等諸多特權。而正是這樣的人上人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學生之間的競爭，甚至扭曲了個別學生的心理；同時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教育不知傷害了多少資質普通的孩子，因為他們無論怎樣努力，考上清華、北大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而我們每一名教師心裏也都非常清楚：真正成為人上人的學生畢竟是極少數，而支撐社會大廈的卻是那90％的人中人。當我們的老師把教育觀念擺正到培養人中人的層麵上，以一顆平常、慈愛之心，正視孩子身上的諸多差異。揚其長，補其短，為社會培養出具有良好道德品質、心理素質的人時，我們應該更有成就感。
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學生，經過努力，找到了一份屬於自己的工作，也許是一名司機、售貨員、修理工、保險銷售員、教師、公司職員等等，而這些崗位都是我們社會不可或缺的。想像一下：他們每人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力努力工作。有一天，你路過哪裏，或者坐上一輛公共汽車，或者去商店買東西，有人親切地喚你一聲：“王老師，您好！您還認識我嗎？”我想，我的心裏同樣會感到一種幸福。
一個正常的社會當然需要一大批精英，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既然是精英那勢必是少數，可是支撐起社會大廈的卻是那千千萬萬的大多數。把我們教育的重點轉向全體，讓我們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在接受學校教育的時候，感受到來自老師的平等相待，都能夠在老師的關注下，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長，這才是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做的最紮實、最具體的工作。
這篇文章我稱之為神來之筆。
我也有和王老師相同的感受。我在做中日兒童教育比較研究的時候，發現一個令人感慨的現象：中國父母希望孩子成為非凡的人，日本的父母希望孩子成為平凡的人。
日本的中小學校集會時，會邀請所在社區一些極平凡的人，如店員、花工之類的普通職工，並請他們登台，與學生見麵和交流。中國的中小學校集會，總習慣於邀請名流人物和各方麵領導，幾乎很少會請普通的社區職工登主席台。即使校慶，中國的學校也往往請那些成為領導或名流的學生登台露臉。一句話，中國人追求非凡，日本人追求平凡。所以，中國的職業教育陷入困境，而日本的職業教育始終生機勃勃。
真正的教育都是潛移默化的。
中日兩國的不同教育自然有不同的後果。當中日孩子在同一餐廳就餐之時，日本學生會向廚師鞠躬致謝，並盡量不剩飯菜；而中國學生無動於衷，他們很少會向廚師鞠躬致謝，從心裏也很難產生多少敬意。
也許有人會說，日本學生鞠躬致謝是習慣。是的，這是一個習慣，是一個良好的習慣，中國學生為何缺少這一習慣呢？在一次赴日訪問中，一個9歲女孩的行為讓老師大為感慨，因為她雖小小年紀，卻已經分清日方領導級別誰高誰低，並為之準備了不同檔次的禮品。這不是中國社會風氣的縮影嗎？
這就是中日教育的一大差異，中國父母望子成龍，而日本父母教子甘於平凡，所以對孩子的態度自然迥異，對孩子的影響也完全不同。
要知道，我國的大學升學率僅為26.2%左右，也就是說，在中國鄙視平凡隻講非凡，隻會讓大多數人備嚐失敗之苦，甚至會成為社會不安的隱患。現代教育必定是以人為本的教育，而以人為本的教育必定是充滿了對每一個人的深刻尊重與關懷的教育。
父母如何放下“恨鐵不成鋼”的壓力，讓孩子成為人中人，我的教育建議是：
學習“低調教子”。我們許多父母常常會向孩子提出期望：要好好學習，考上清華、北大，要讀碩士、博士，要出國留學等等，這些期望都屬於“高調”，很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壓力，畢竟高目標不可能適合每一個孩子。父母應該學習“低調教子”，要實事求是地向孩子提目標，對孩子來說，考什麼大學、選擇什麼樣的職業，都應該是孩子自己選擇的事。
培養孩子的愛心。如果你的家庭十分優裕，可以在假日帶孩子參加一些公益活動，到社區或福利院等地方，讓孩子懂得每個人都需要別人的幫助，如果自己有能力，就要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要注意培養孩子幫助別人的善心，有一顆善心的孩子會友好地與人相處，而不會時時想在別人麵前表現其“優越感”。
帶孩子去上班。如果條件允許的話，父母可以把孩子帶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讓孩子了解自己工作的情況，體會工作的艱辛。當然，孩子可能在親身體會後對勞動、職業的認識更深刻，告訴孩子，職業沒有貴賤之分，勞動是光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