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問他究竟到哪去了，他一句話都不說。翻遍衣兜，一分錢都沒有，便問他，這一千多塊錢是不是被人搶走了，要不然怎麼花也不至於一分錢不剩啊。弟弟開始死活不說，後來承認是去打遊戲機了，再接著就沒話了。當時他還拿著菜刀比劃著要自殺，我這才知道，弟弟每天早上都是到遊戲廳上班，下班後回家。最後這兩天他到底做了些什麼，隨著他的逝去已經成了一個永久的謎。就這樣，弟弟又一次被我攆回了家，在家裏呆了一年多。
弟弟最後一次來大慶打工是在1998年，當時在大慶電視台下修立交橋，我的一個朋友包下了部分土石工程。當時弟弟在家裏已經種完了地，正處於農閑時間，便把他安排到了朋友那裏，吃住都在工程隊。把弟弟交給那個朋友時我特意囑咐他，千萬給我看住了，幹多重的活都沒有問題，就是別讓他離開工地喝酒。當時朋友答應得好好的，說都是民工，他能鬧到哪去，讓他幹重活你別心疼就行。這樣，弟弟就去了那個工地，不到一個月時間，朋友來電話，說：兄弟啊，我可管不了你弟弟呀，他偷拿工地的鐵賣錢買酒喝，然後人事不省地躺在工地的坑裏睡覺，推土機推土填坑時差點把他埋在裏麵，這要發現不了他，我到哪裏給你弄人去。
一股火上來，我住進了醫院。從此，徹底打消了讓弟弟到大慶來發展的念頭。
弟弟的第二次婚姻是由本村的一位小學老師介紹的，是他的侄女。弟弟也因為新婚著實老實了好幾個月，但後來又喝起了酒，而且酒癮越來越大，針對的矛頭不是妻子，而是父母。最後鬧得父母沒有辦法，直接搬到了大慶我這裏生活。可弟弟依然我行我素地喝酒，第二個弟媳實在受不了他的作鬧，也不願意與他過了，經常收拾東西回娘家。由於長期酗酒，弟弟什麼事情都不想管，不喝酒時他很能幹，喝上酒後便連地都不能種了。由於弟弟的酗酒，每年春天都是父親拿著錢回去買了種子、農藥、化肥把地種上，由弟弟和弟媳平時在家侍弄。後來，第二個弟媳也不想和弟弟過了，便留了自己的心眼。每年在秋收時由娘家來人與弟弟喝酒，把弟弟灌醉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後，娘家來人直接用收割機把黃豆收走了事，一連兩年都是如此。而第二年開春種地時沒有錢種，弟媳的娘家人也不管。但地裏也不能長草啊，還得父親回去種了了事，秋後仍是如此，莊稼由弟弟的嶽父收走。
再接著，弟弟很快便與第二個妻子離了婚。弟媳走得非常決絕，拿走了能帶走的所有東西，隻剩下一座空房子，家徒四壁。
但轉過年，第二個弟媳生下了一個女孩，說是弟弟的種，這為弟弟以後的死埋下了伏筆。
接下來，弟弟過了兩年自認為“逍遙自得”的生活，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晚上有時連門都忘記了鎖，有時我從大慶給他帶回去的大米、白麵、豆油等物品還沒等過夜，便在他的酗酒大睡中被別人偷走了。第二天醒來，連我們給他拿回去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2006年4月，父親找了幾個鄰居把弟弟強行送到了北安市精神病醫院治療，這是一家很出名的治療精神病人的醫院。弟弟在北安精神病院關了近五個月，由於屬於封閉性管理，沒有酒喝，他很快便恢複到了常人狀態，與一般人無異。而且由於他平時很聰明、活躍，很得院裏信任。秋收時，鄰居說，那麼大個活人關在精神病院裏幹啥，還得花錢，不如放出來收拾莊稼吧。於是，父親去了北安精神病院把弟弟領了回來，準備收秋。
可回來的第二天，弟弟便又喝上了酒，這次喝得尤甚，把父親氣得當時就病倒了。
弟弟獨處的這幾年中，除了喝酒以外，就是獨自打發著這些無聊的時光，孤獨和寂寞感時常陪伴著他，也真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樣度過那些無聊的時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