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層麵，7月15日，國資委“四項改革”出爐，六大央企被置入四塊改革試驗田中，此舉“標誌著國資改革進入頂層設計與試點先行同步推進的階段”。8月18日，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製度改革方案》，此文件旨在解決飽受輿論詬病的“國企高管薪資過高”問題，“改革的推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勇氣”。
地方層麵，從目前已出台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省市的情況來看，涉及混合所有製改革、國有資本結構調整、企業分類監管等多個方麵。在混合所有製改革方麵，各省市都有相關闡述，其中，重慶、甘肅、江西等六個省市還明確了混合所有製改革的具體時間和指標。在國有資本配置方麵，也都有明確的界定。比如，北京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務等領域，並提出城市公共服務類和特殊功能類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占到國有資本總量的60%以上。江西、甘肅、江蘇、重慶、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有“80%”的指標，要將國有資本集中到關鍵領域和優勢產業。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國企改革重在國有資本配置體製改革，著重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把國有資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興行業和高新技術行業。
擺正心態看待國企改革未來
國企改革，牽一發動全身。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微妙和複雜的一環，國企改革相關政策舉措常常被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接受各利益方的評價和衡量；而利益調整與輿論風險的複雜疊加，又再次加大了國企改革深入推進的難度。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地看待國企改革？
一是全麵客觀地認識國企所發揮的作用。近些年來，國企被貼上了不少負麵標簽，甚至有人公開稱“國企根本沒有在為中國做什麼貢獻，是全國人民在白養這些國企”。然而，事實上，國企的發展壯大，一直是支撐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經濟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據說明，國企無論是在經營業績、利潤稅收還是在科技創新、海外競爭方麵，都有著亮眼的表現。2013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內地企業已達89家，其中82家為國有企業。2003—2012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43.42萬億元，年均增長16.8%；實現利潤從4951.2億元增長到2.57萬億元，年均增長20.1%；上交稅金從8361.6億元增長到3.72萬億元，年均增長18%。在科技創新方麵，基本上國企囊括了曆年國家科技創新一等獎，而家喻戶曉的神舟十號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探月工程嫦娥三號任務圓滿成功、蛟龍號正式應用於深海研究勘探、4G移動通信技術投入商業運用、高新武器裝備研製等，都是國企帶來的榮耀。
放在全球視野來看，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產業競爭異常殘酷，國際經濟領域“大洗牌”事關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需要有大型的並具有超強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二是用曆史的眼光看待國企改革的現狀。改革，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從更大更遠的曆史時空坐標係中來考察國企的發展過程及其生存環境，我們便可以對國企改革的曲折曆程多一分理解。
國企作為企業，在數十年的計劃經濟模式下，它們體量大，與國民經濟“嵌入度”高，深入骨髓；作為單位，在“企業辦社會”的慣性下，它們代行了太多本該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責。國企今天所麵臨的很多非議，本質上都根源於國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產生的矛盾，歸根結底，是轉軌過程中仍未徹底解決的“二元化”結構性問題。如今，崛起中的中國正在努力解決這一矛盾。有分析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背景下，新一輪國企的改革方向，將是定位於以市場的手段讓國企成為更具活力的市場主體，並向社會釋放更多“紅利”。
三是以成熟的心態謀劃國企改革的未來。改革，要“蹄疾而步穩”。在各地策馬揚鞭出台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的同時，也有業內人士提醒改革要有相應的配套機製，不能操之過急。8月20日，一篇題為《合理定價才能防止國資流失》的評論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文中說，“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定價機製，隻能一對一協商，沒有參考價格，交易很難判斷合理與否。防止國資流失的關鍵就是完善價格發現機製。越多國企進入以交易所為代表的公開資本市場，國有資產的權益就越有保障。”與此同時，不少學者呼籲“國家版”改革方案盡快出爐，“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銜接非常重要。”
滄海桑田，枯榮幾度。經曆了數十年滄桑的中國國企，將要開啟新的篇章。
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