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術後半個月，我們把剩下的12萬付給了王向東，他把我們送上了回國的飛機，他自己則繼續留在印度。回國後，我不需要再透析，隻需按照規定的計量自行在家服用抗排斥的藥物。
我原本以為幸福生活終於回來了，可誰知，我手術的傷口卻並沒有如期愈合，鮮紅的傷口開始滲血水，一開始我以為是有炎症，從藥店買來碘酊在家擦拭，並且口服消炎藥，等待傷口盡快恢複。2014年4月中旬，我傷口開始痛癢難耐，發炎紅腫，並出現了持續低燒渾身無力。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我再也不敢怠慢，和崔洋一起前往同濟醫院急診科。當醫生揭開衣服，發現傷口處溢出膿血，立刻采取導流方式，導出了30毫升的膿血，我自己都能聞到一股惡臭噴出。血液結果半小時後出來了，醫生對我說，你的診斷結果顯示你可能被HIV感染，我們現在需要為你做一個複查。HIV？我感染了艾滋病？我根本不相信，這肯定是誤診！我舉起胳臂讓他們快做複查，護士戴上了雙層手套過來給我抽血。複查結果給了我當頭一棒！HIV陽性，合並肺部急性感染。我已經無法再隱瞞，將自己去印度移植的經曆講給了醫生聽，醫生聽後搖搖頭說，艾滋病毒很可能來自於印度移植的那顆腎髒，也有可能是在手術過程中感染的。
因為是艾滋患者，醫院表示無法接收我入院，給我處理傷口後給了我一個上海疾控中心的地址，要我去那裏繼續治療。突如其來的打擊將我的精神徹底摧毀，我給王向東打電話討說法。他聽後很驚訝，停頓了幾秒後對我說，艾滋病應該和腎移植沒關係，因為對方是有全套體檢證明的。我問體檢證明是哪裏出具的。他支支吾吾地說，是對方自己提供的！我聽了癱軟在地，恨自己當初移植心切，自以為把風險控製到了最低，其實在一個沒有監管的地帶，很多關鍵因素還是被忽略。王向東借口幫我去了解情況掛斷了電話。等我再次聯係他，他已經關掉手機不再接電話了。我心急火燎地登錄QQ群，發現該群已經被注銷。我又報警，可是民警根據我提供的電話號碼和線索，發現這個王向東的手機號所用身份證和護照等全套身份證明都是假的，且手機采用一號一人的聯係方式，根本無法通過聯係人找到他。我終於明白，中介早已做好了隨時消失的準備，根本就是投訴無門！
我被流膿的傷口和對艾滋病的恐懼折磨得痛不欲生。2014年5月，母親著急引發了心梗，被120送往醫院搶救，撿回來一條命。女友崔洋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選擇了離開。我在家吞下大量安眠藥想結束自己的生命，被父親及時發現搶救了過來。
此後的日子，我不知何去何從。想到不知還有多少家庭悲劇在“海外移植”這條路上上演，忍不住撥通了《知音》雜誌的熱線電話，將自己悲慘的遭遇講述給了知音編輯。在編輯的悉心開導下，我的絕望心情現在平複了許多。我明白雖然愛情和健康已經遠走，但我身後還有一對年邁的父母。我必須盡快調整好自己，好好活下去，盡到一個兒子的職責！
經過三個月的治療，我的傷口逐漸愈合，移植到我體內的腎髒能夠正常工作，體內艾滋病毒度過了急性感染期。疾控中心的醫生告訴我，艾滋病的治療方案已經很成熟，未來的日子，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定期服藥複查，任何非法渠道的治療都不要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