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方的專業周到讓我漸漸放下防備心理，崔洋那幾天也特別興奮，心情好了許多。我決定試一把！父母二話不說回昆山賣掉了房子，女友拿出全部積蓄8萬元。2014年1月，我們全家砸鍋賣鐵湊足了30萬元，向中介預交了一萬元定下了這顆腎髒。
2014年2月，我和崔洋在中介的陪同下，前往印度領事館，簽到了停留期為一個月的旅遊簽證。
3月2日晚上22點30分，我和崔洋、“極限”（這時我們知道，他真名叫王向東，27歲，安徽人。）三人從上海飛往了印度德裏。淩晨3點，我們順利著陸。下飛機後一個印度當地人塔森接上我們直奔火車站趕往欽奈市。因為一路舟車勞頓加上心理高度緊張，我發起了低燒，崔洋一直給我打氣。結果，火車抵達欽奈市後，塔森說還需坐上幾小時的汽車。此時的我已經快虛脫，在女友的再三要求下，我們暫時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館裏休息一晚。
第二天清早，我們坐上一輛小巴，在泥濘的路上顛簸了兩個小時才到達最終的目的地，可等我們下車一看，完全被驚呆了！這裏分明就是欽奈市的一個貧民窟。整個村子建在一個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矮房子。“這裏就是我要接受移植的地方？”我感到一陣眩暈，生氣地質問王向東。他卻忙解釋說：“隻有這裏才安全嘛！不要擔心，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隻有硬著頭皮跟著王向東進了村。很快，更多意想不到在我們眼前展開：這個村子裏竟然住滿了世界各地的求腎者，其中中國患者尤其多。我們就直接住在供體的家裏，他妻子的腰部能看見一道明顯的疤，王向東說，她的一個腎已經捐給了一個台灣女人。
原來，這裏是有名的“賣腎村”，不論男女，幾乎人人腰上都有一道傷疤，因為捐腎換來的錢是他們一輩子都賺不來的。我向王向東提出想看看供體的血生化、IVP和ECT檢查。他似乎早有準備，拿出了一摞全英文資料給我，我和崔洋英文都不好，還沒來得及細看，他又收了起來並安慰說：“配型如果出問題，患者是下不了手術台的，出了事，我們誰都跑不掉，你說我們會在這個問題上騙你嗎？”
第二天，王向東又帶我們參觀了手術室。所謂手術室其實就是他們自建的無菌房。村裏一共有四間這樣的手術室，隱藏在成片的矮房中。複雜嚴謹的腎移植在這裏變成了小手術，一天可以同時做好幾台。
這裏雖然一切簡陋，但又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看著村裏每天都有成功換腎的病友回國，我最終決定賭一把！手術定在了3月10號。
術前，崔洋將12萬交給了王向東，我躺上了簡陋的手術床！整個手術曆時5小時，美國醫生帶著一名麻醉師和兩個護士，從這名印度男子的身上，將一顆右腎移植到我腹部的右髂窩位置。我自身衰竭的兩腎沒有摘除，繼續留在體內。
術後，王向東安排了一名懂中文的印度護士對我進行了護理。一個星期後傷口拆線，我可以下床活動了。我看傷口還有些鮮紅，護士說是正常的，過段時間就會自行愈合。我和崔洋沒有多想，沉浸在這份難以言說的喜悅之中，我們一起幻想著婚禮和未來的小家，此時覺得這次冒險之舉，是多麼值得啊！國內的父母得知我手術成功的消息，也高興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