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再美滿的家庭，間或也會跳出幾個不和諧的音符。福特與克拉拉在性格上有些差異，這體現在一些生活小事上。福特喜歡運動，常常在克拉拉起床前踏著自行車到莊園的前門，然後再回來，一共有兩英裏的路程。克拉拉則不願意運動。一次，她患了關節炎，在一個陽光充足的午後，福特開車把她帶到一個運動場旁，對她說：“你下車跑步，跑快一點，對你的腿特別有好處。”克拉拉一聽非常生氣：“你怎麼能這樣？開車帶我出來就是為了讓我跑步呀？我不跑！”無奈，福特隻好把車開回去了。克拉拉認為福特作為男人，隻管去幹他的事業好了，家裏的事情不用他分心，都應當由她操持。一次，她外出旅行，福特心血來潮，想給她一個驚喜，讓仆人把圖書館粉刷一新，沒想到克拉拉回來後，不但不高興，還堅持把它重新粉刷成原來的顏色。
這些生活中的小矛盾不可能危及他們的婚姻，一般情況下，福特都會很有風度地妥協。於是這此些矛盾反倒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種調和劑。
友誼之樹，萬古長青
福特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或許像他這樣功成名就、竭盡全力奮鬥的人更需要感情的慰藉。友情、愛情、親情他都在乎，隻是他在乎的方式與常人有些不同而已。福特與發明家愛迪生的友誼，一直為人們傳頌。
福特第二次到底特律後，便就職於愛迪生電燈公司，但一直沒有機會見到愛迪生本人。到了1895年，在紐約愛迪生電燈公司年會上，由其老板亞曆山大·道的引薦，才認識了這位偉大的發明家。福特向愛迪生彙報了自己正在試驗的汽油機的情況，出乎意料，愛迪生對此非常感興趣，並給他極大的鼓勵。從此，兩人建立起友誼，在其後的十幾年裏，這種友誼逐漸成熟。從1914年起，兩人每年都要在一起進行夏季野遊。後來，生物學家約翰·巴勒斯和輪胎大王哈維·菲裏斯托尼也加入進來，使他們的隊伍也有所壯大。
福特很敬重愛迪生，崇拜他的發明天才。愛迪生比福特大16歲，於1847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12歲就離開學校，在往返林倫港和底特律之間的列車上賣了三年報紙和雜品，此後不停地更換工作。他天資聰穎，好奇心強，於1868年申請了第一項發明專利。1876年，他用碳精電報電話送話機和無磁性電話發聲器兩項發明專利的收入在新澤西州建立了一個實驗室。他以包括近代電燈在內的2000多項發明，被同時代人稱為“最傑出的美國人”。這位偉人對被稱為“美國名人”的亨利·福特也很欣賞，欣賞他在工業領域裏銳意進取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倔強性格以及取得的輝煌成就。
隨著兩個人交往的日漸增多，福特在社會、政治態度方麵深受愛迪生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福特除了工業以外的思想，大多是愛迪生塑造的，並且列舉了許多事例。如凱斯·斯華德在他的《亨利·福特和他的汽車公司》中做過比較。
愛迪生宣稱自己是不可知論者，在80壽辰時，他對記者說，唯靈論是“無稽之談”。他認為，“上帝”一詞“沒有任何意義”。在他的影響下，福特也向宗教宣戰，聲稱：“我不相信這些職業宗教學校。等他們學完後，出來的都是廢品。”並且，他還放棄了每年去一次教堂的習慣。
他們都尊崇嚴格的道德規範。愛迪生不允許留聲機裏播放流行歌曲；福特也反對“罪孽”深重的爵士樂。在20年代，他把青年問題說成是現代音樂影響的結果。
愛迪生提倡工農結合；福特則一直致力於把工業根植於農村，早日實現農村工業化，使農民亦工亦農，讓他們過上“城市收入水準的農村生活”。
由於共同話題與日俱增，福特和愛迪生的友情也日漸彌深。有一個叫迪戈·利弗拉的壁畫家，曾創作一幅壁畫，用迭加法把他們兩個人的形象混為一體。一方麵寓意動力時代與機器時代的相互依賴，另一方麵表示兩位美國人的親密友情。
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約翰·巴勒斯和哈維·菲裏斯托尼在每年一度的結伴旅行中，經常宿營在野外。四個偉人像平常的老人一樣，圍著篝火談笑風生。有的時候，他們分頭行動，愛迪生不愛動，不是看書看報就是打盹，巴勒斯和費爾斯托尼則喜歡在野地裏散步，福特常常砍篝火用的木柴。白天，他們盡享大自然的美麗風光，一遇小溪，福特總是戀戀不舍，在岸邊快樂地跳來跳去，同時不停地抱怨人類對人力資源的浪費，說應大力開發，讓它們更多地為人類造福。巴勒斯非常現實，他不是教另外三個人如何做野餐牛排，就是告訴他們怎樣在水塘裏摸小魚。
四位精英回歸自然、回歸童真的活動常被聞風而至的攝影記者拍成新聞片，搬上全國各地的銀幕。他們的行蹤也總是編成印刷精美的特刊，廣為發行。自然《億萬富翁在度假》、《偉大的天才在野外宿營》經常成為報刊頭版頭條新聞。於是有更多精英參與其中，先後有柯立芝、哈定、胡佛等名人加入他們的隊伍。
父子合作，首戰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