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黃巾起義爆發，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軍一同作亂，遂於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直到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去世，被董卓把持的東漢朝廷才正式為陳蕃、竇武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總算就此結束了，而東漢王朝已然奄奄一息。
“黨錮之禍”全過程大抵如此，雖然事情過去了1800餘年，但這個惡性事件並不是曆史上的孤例。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曆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可是，黨錮之禍在東漢兩次出現，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還是悲劇，或者說是慘劇。類似“黨錮之禍”事件，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時常發生，而且每次都是悲劇，這既令人扼腕歎息，更值得反省叩問。
就事論事，咱們不禁要問：東漢宦官集團何以大興黨錮之獄？
嚴格地說，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即使在封建專製時代，都不具備掌握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但是，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容易與皇帝親近，故而能竊取權力，把持朝政。即便權力來路不正，隻要一朝權在手，也把令來行。尤其是對於宦官來說，一旦掌握本不屬於自己的權力，更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肆意弄權，膽大妄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說天下是皇帝的，哪怕搞得烏煙瘴氣、洪水滔天，也與我無關；因此，宦官專權的時代都異常黑暗。
所謂濫用權力，當然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了權力都不願意接受監督或約束。宦官擅權，本來名不正、言不順，故而麵對士大夫與太學生的議論與抨擊，他們會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麵臨權力被剝奪的時候，他們會趁機找借口報複，變本加厲地打擊政敵。而最有效的打擊，莫過於讓政敵閉嘴或永遠閉嘴；永遠閉嘴，就是將其人殺害，甚至株連滅族；閉嘴，就是剝奪其人話語權，將他從體製內清除，放逐出去，終身禁錮。
其實，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韜武略。可是，宦官何以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
客觀地說，宦官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他們可以控製或代表皇帝。在那個年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是正義與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義打擊政敵。一方麵能在皇帝跟前進讒言，把那些士大夫與太學生妖魔化，將他們劃為“誹訕朝廷”、“為大逆”的“黨人”，另一方麵借皇帝的詔書發號施令，對“黨人”進行打擊迫害。
當然，上述有利條件並不足以使宦官注定成為贏家，真正使宦官獲勝的原因是他們的小人做派。由於工作需要，東漢宦官都被人為閹割，這不僅使他們喪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們的人格與人性；特定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大都成為心理陰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勢把持朝政，往往會釋放人性的暗能量，形成一股為非作歹的黑惡勢力。相對而言，陳蕃、竇武、李膺等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他們疾惡如仇，試圖清除以宦官為代表的黑惡勢力，也是為江山社稷著想。
但是，君子與小人交鋒，獲勝的往往是小人。盡管第一次禍事之前，以李膺為代表的士大夫依法處置了宦官的親屬、爪牙，取得了“打黑”鬥爭的初步勝利，而最終卻一敗塗地。
那麼，君子何以鬥不過小人呢？
問題在於，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竇武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征求太後意見，太後沒有同意，他便猶豫不決；當他決意行動之後，他下令抓捕宦官鄭颯，交給北寺獄審訊，查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的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宦官集團如此“黑打”，無非是借恐怖威懾，禁錮人們的頭腦，封閉人們的嘴巴。的確，通過捕殺黨人和太學生，有效地遏製了社會輿論，“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風順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九》）。這種萬馬齊喑、小人得勢的局麵，正是宦官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對於東漢王朝來說，黨錮事件嚴重傷及國本，為它的滅亡埋下了大禍根。
作者單位：湖北省黃梅縣委黨校
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