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東漢“黨錮之禍”
文史隨筆
作者：陳良
東漢桓、靈帝時，許多士大夫、太學生由於評議朝政，被專權的宦官集團劃為“黨人”，遭到了殘酷打擊與迫害，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這個事件發生在桓、靈二帝時期，時間跨度約十年，前後共兩起三波。
要說禍事的起因，還得從當時政治局勢說起。自漢和帝起，東漢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兩股勢力犬牙交錯，輪番專權。漢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單超等誅滅，政權落入宦官之手。無論是外戚專權，還是宦官當道，東漢內政都搞得一團糟。以梁冀為首的外戚集團作惡多端，人神共憤；清除梁氏外戚集團之後，桓帝為了酬謝宦官，一天之內就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假傳聖旨，飛揚跋扈，貪贓枉法。他們像外戚一樣，到處安插親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
宦官文化素質不高，在治國理政上無所作為，搞腐敗卻不亞於外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大都心理陰暗變態，心狠手辣，本是“孤家寡人”，卻異常貪婪，到處搶掠，兼並土地。中常侍侯覽“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奪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頃；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後漢書·宦者侯覽傳》）。宦官在朝廷上，“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朱穆傳》）；在地方上，“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後漢書·宦者單超傳》）。他們胡作非為，把朝野弄得烏煙瘴氣。
外戚專橫，宦官凶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尤其是，宦官、外戚及其爪牙控製了選官大權，選舉不實，暗箱操作，賄賂公行；以至於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狀況。官員選用上的腐敗，嚴重堵塞了太學生和州郡學子入仕的出路，引起廣泛而強烈的不滿。出於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擔憂，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外戚、宦官專權，對他們進行抵製或反擊；太學生們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對賢能大臣給予褒揚，對弄權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撻，逐漸形成了所謂“清議”，太學因此成為當時的輿論中心；全國州郡學子亦與太學生聯絡，遙相呼應。
太學當時有學生3萬餘人，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王暢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太學裏流行一種說法：“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與此同時，太學生們對朝中大臣、地方官員及社會名流進行畫像與歸類，“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在社會上廣為傳頌。三君，指竇武、陳蕃、劉淑三人，竇武雖為外戚，但是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與陳蕃、劉淑同為“一世之所宗”；八俊指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八人，俊者，即為人之英也；八顧指郭泰、範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八人，顧者，即為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指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八人，及者，即為能導人追宗者也；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廚者，即為能以財救人者也。太學生與朝中大臣“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對於宦官來說，更感覺到壓力很大，因為他們擅權妄為，正經事做不了，壞事幹了不少，自然引起了輿論界的批評或指責。為此他們很不高興，時常在皇帝麵前進讒言，並試圖予以打擊。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徐璜、侯覽、趙津的家人或黨羽在大赦之前競相為非作歹，徐璜的侄子徐宣戲射殺人，侯覽的家人在故鄉殘暴百姓，趙津的黨羽張泛借機橫行。而地方官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侯覽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麵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為受罰的官員辯解，建議桓帝斥黜佞邪，結束宦官亂政。桓帝不予理睬。宦官由此嫉恨陳蕃，但因其位高名重而不敢加害於他，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複。成瑨、劉質等最終下獄遇害，岑晊、張牧等人逃脫得免。宦官與士大夫間的矛盾更加惡化，彼此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河南人張成，擅長占卜，預知朝廷將要大赦，縱子殺人。李膺時任司隸校尉，下令逮捕張成之子，大赦後仍將這個蓄意殺人的惡棍處死。張成係宦官黨羽，平素以方伎結交宦官，其子被處死，宦官便借題發揮，指使張成弟子牢修向皇帝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不禁大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黨人，一起波及全國的黨錮之禍就此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