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已經7年沒漲工資的電車工人終於忍無可忍。在工會領導下，又一次向公司當局發起維權鬥爭，提出改善待遇的10項要求，包括增加工資、發放獎金、補助工人子弟教育、建設工人宿舍和浴池等。並且工會表示如無滿意結果，將組織怠工委員會，“以不得已之辦法對付之”。最終經過談判，公司同意工人日薪平均增加6分。
1933年10月，電車公司車務課長謝德心發表公開談話，稱公司將“裁老易壯”——招募25-30歲、身高6.8英尺（2米？原話如此）、體重120磅以上的體壯青年，充當司機售票，以震懾搗亂分子，維護車路秩序。而對於年老工人，則“酌加淘汰，或調公司內工作”，最終達到全體工人均為30歲以下的青壯年。
此論一出，立刻在工人中引起恐慌。因為當時公司600多車路工人中，500多人都已過了而立之年，即便年齡沒到的，也有可能在幾年後超限被淘汰。於是人心惶惶，電車工會再次出麵，向公司董事會提出質問，要求澄清有關言論。結果迫使公司董事會和謝德心本人做出書麵解釋，稱其言論“係個人談話誤會”，公司並無“裁老易壯”計劃。謝還親自到電車工會，對其“談話錯誤”作出“誠懇聲明”。但工會並不想就此罷手，而是再接再厲，利用有利時機，繼續敦促公司履行去年的改善工人待遇十項要求。經過一番努力，到1933年11月，公司終於落實了工人子弟入讀中學的津貼。次年3月，電車公司又與瑞品香澡堂簽訂職工沐浴合同，由公司出資，發給職工沐浴券，供職工清潔洗浴。
與20年代末大張旗鼓的景象不同，30年代電車工人的勞資交涉往往不溫不火。有了1929年的前車之鑒，工會這時行事一般小心謹慎，不斷表態遵守“勞資合作”、“勞資互助”原則，乖乖向軍政當局請示彙報，以消除其疑心，而且訴求也點到為止，見好就收。工人得到了一些實惠，但也作出了極大的妥協犧牲。
而在另一些情況下，電車工人的爆發還是非常激烈。整個民國時期，車路秩序問題一直困擾著北平電車運營。大批軍警政界人員倚仗勢力，無票乘車。電車工人因執行任務認真查票，而被不法乘客辱罵毆打之事，時有發生。“據聞平均每兩日間，即發生毆打之事，而司機生售票生受打耳光等件，幾屬司空見慣之舉”。盡管無票乘車嚴重損害營業收入，但公司方麵無力對付肇事的特權階級，更不能向工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公司的冷漠態度與工作中經受的屈辱危險，使電車工人的不滿和憤怒大為增漲。車路糾紛成為爆發衝突的最大導火索。
1932年4月21日，內政部高等警官學校學生，因查票問題與售票生發生衝突，工人、學生各有數人被打受傷。不久警高學生數百人聞訊聚集到北新橋，圖謀攔路砸電車報複，所幸軍警及時趕到製止，才沒造成事端。事後，電車工會與警高學生互相指責、爭吵，各自向黨政軍機關呈文申訴，招待新聞界“辟謠”，而且分別在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對方故意傷害，一時間全城震動。最後，還是經過市黨部與公安局聯合調停，雙方才達成和解，由電車公司和警高互相慰問對方傷者，各自負擔己方傷者醫藥費用，算是解決爭端。
1933年6月13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一個茶役坐電車不買票，和售票生口角起來。結果該茶役勃然大怒，糾集士兵三四十人，在西長安街軍分會門前攔阻電車，打傷司售人員多名，砸毀電車一輛。事後，電車工人發起反擊，以“安全無保障，害怕被打”為理由，實行怠工。途經事發地段的1、3、5路電車全部停駛。同時電車工會派出代表向軍分會、市黨部和電車公司請願，要求懲辦肇事人員，保障工人安全，並表示如無圓滿答複絕不工作。最後，還是時任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的何應欽（此公當時在北平與侵華日軍辦理交涉，剛簽完喪權的《塘沽協定》）親自出麵保證，將整頓車路秩序，保障工人安全，電車工人才停止怠工，於3天後的6月15日恢複1、3、5路電車行駛。然而，電車交通僅僅恢複了一周，23日，一名電車司機又無端被北平軍警聯合稽查隊士兵毆打，於是電車工人怒火高漲，以當局保障不力，再次怠工，1、2、4、6等路電車停開。結果還得讓重任在身的何應欽出麵，承諾懲處肇事士兵，才平息事端。26日，電車陸續恢複運營。在兩次工人怠工的壓力下，北平市政府於7月間出台了《限製電車公司免票辦法》，加強了稽查力度，使電車運營環境有所好轉。
直到抗戰爆發前，電車工人這種大大小小的維權活動時有發生，盡管表現溫和、保守，無複當年豪情，但仍能偶露崢嶸，成為城市中的一時焦點。它們就好像一段綿長無盡的尾聲，不斷回應著20年代末北平工人運動的激情歲月。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研究部
責任編輯：王封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