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這份咄咄逼人的公開信一起，公司還向全體工人發出“回單”，要求每個工人親筆具名填寫，是否讚成公司之三項建議，並限於三天內答複。“公司是否繼續開車，暨債權人能否投資公司，以圖恢複，均將視全體工友所表示態度如何以為轉移。”這哪裏是什麼“征求意見”，完全就是用停工要挾工人的“最後通牒”！而且要實名表態，足夠“按圖索驥”、秋後算賬了。
二
對於這份“不平等條約”，電車工會自然表示強烈不滿。工會痛斥公司資方“摧殘工會，挑撥離間，剝削工友”。一麵禁止屬會工人填報“回單”，一麵呈文市黨部民訓會，批駁公司行徑。11月4日，民訓會與電車工會代表齊赴公司交涉。但得到的答複仍是資金無著、修理不及，無法複工。公司當局還煞有介事地表示“希望勞資兩方，能徹底合作”。結果會談無果而終。
當天下午，電車工會原本準備在市黨部禮堂召開全體電車工人大會，商討對策。但當民訓會代為請示報批時，卻遭到了警備司令李服膺的警告和拒絕，理由是戒嚴期間，嚴禁聚眾集會。工會無法，隻得改開小規模的“談話會”，略加商討即告散會。須知，動員、凝聚大量工人，發起群體行動，乃是工會的力量之源。而一旦人群無法聚集活動，工會的能量源也就枯竭了。結果，在談話會上，電車工會隻得公開表示，對公司《敬告全體工友書》已經投函回複的工人“並非錯誤”。這種表態事實上承認了公司發布通告，與普通工人直接聯係的做法，無疑將削弱電車工會在交涉中的影響力與代表性。加之期間軍警當局所施加的政治壓力和限製，使這之後電車工會的態度迅速軟化，堪稱“兵敗如山倒”。4日晚間，電車工會召開執監委會議，議定四項內容答複公司：一、隻限本年內不增薪；二、過渡期隻限一個月；三、停車期間之損失，公司工友各負其半（即工人暫可得半薪）；四、希望勞資合作，不生意見。工會意圖以折衷妥協，挽救工人可憐巴巴的權益和工會岌岌可危的權威。
而同時，在公司的壓力，特別是無法複工的經濟壓力下，到5日，已經有2/3的電車工人撇開工會，自行遵從公司通告，遞交了回單，且其中絕大多數是“讚同票”。至此，在公司的分化下，以工會為核心紐帶的電車工人群體已近瓦解，公司資方在與工會的交涉中更加強硬。11月6日，電車工會全體執監委員再赴公司接洽開車事宜。對於工會所擬四項辦法，公司董事唐在章理直氣壯地答複：“公司所提出之三種辦法，工友投函表示讚同者，已達四百人。至貴（工）會所提出幾種要點，尚須開會討論，兄弟個人未便答覆。”短短幾句話，工會的合法性、代表性就已經消散無形了。不久，公司董事會就正式拒絕了工會的提議，而且表示“不能再為讓步”。工會交涉無望，隻得對公司各項要求“書麵表示同情”，以求公司迅速恢複通車。不久後，麵對徹底的失敗，電車工會全體執監委員以“會務進行棘手”為由，向總工會提出辭職，雖被總工會駁回，但已明顯無力再與公司抗衡。
在成功懾服了工人和工會後，電車公司“內外通暢”，很快通告複工。11月10日清晨，1、2、3路電車首先恢複，共開出機車42輛，拖車29輛。當天各路電車乘客擁擠非常，“前門、西單、東單一帶繁華街市複覺熱鬧許多”，“交通感不便半月有奇之北平市麵，至是乃呈一種活躍氣象”。到1930年2月，公司全部車輛修複完畢，電車運營最終恢複常態。
而在此前後，北平市政當局認識到救濟人力車夫群體的必要，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規定人力車夫價目和車租，設立車夫休息所和巡回送茶車，組織車夫福利會等。通過這些舉措，部分地改善了車夫的生存狀況，也給電車運營減輕了麻煩和阻力。但代價是，電車既要自費修複車輛，又要提高票價。此外為了平息人力車夫的不滿，電車公司不但停開了環城電車線路，而且延緩了鋪修軌道、開通新線的工作。所以截止到1937年，電車公司的7條線路中，1929年後新增加的隻有2條，擴張規模已大不如前。這種後續壓力和遏製，給北平電車發展造成的傷害，絕不輕於砸電車事件本身。
對於電車工人和工會而言，損失就更為慘重。砸車事件後，工人受到軍政當局和公司的雙重壓迫，工會活動難以正常開展，維權訴求無從談起，薪金不再增加，工作條件更為惡劣。電車工人通過1928—1929年間鬥爭所獲得的聲勢和成果，灰飛煙滅，之後也再沒能重現那時的輝煌。當然，這並不代表砸電車事件就是全部故事的最後終局。在之後的歲月裏，電車工人沒有忍氣吞聲，徹底消沉下去。身處壓迫和憤懣之中，隻要有機會，他們還是會“不平則鳴”。
三